论我国刑事检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

受理、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我国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未成年犯罪案件,对于检察机关充分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司法制度上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笔者仅就我国刑事检察工作在批捕、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环节如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特殊司法保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一、在批捕环节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做到少捕、慎捕对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坚持少捕、慎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实践证明,…     

附条件不起诉中“异议”权之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第3款赋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异议"权,意味着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应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意。该条款旨在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符合司法实际需要,也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应根据"异议"的不同内容,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为保障"异议"权的落实,有必要在实务运作中建立细化规则。     

对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之思考

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审查批捕环节以不捕为首选，坚持少捕、慎捕的原则，对于促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思想转化，减少由于羁押所带来的司法惩罚烙印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执法实践中因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具备诉讼保障条件，而较少能够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失衡，亦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教育、感化、挽救政策的落实。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思考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近年来颇具争议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已纳入《刑事诉讼法》修改范围。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是刑罚处罚文明化的体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制的又一举措。我国应当建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迫在眉睫

逮捕作为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的最有效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一直被我国司法实践所普遍采用;但同时其也是最严厉的人身强制手段,在使用时应极为慎重。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少用、慎用逮捕措施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嫌疑人的逮捕率却居高不下,审查逮捕时将未成年嫌疑人成人化,对待未成年嫌疑人依然以惩罚为主,淡化保护,这既背离了我国的司法精神,也不利于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迫在眉睫。     

设立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保护条款确有必要

刑诉法第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这一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证人给予了特殊的法律保护。但刑诉法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条款中,并未设立对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应的法律保护条款。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活动的“讯问”环节,缺乏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保护规定,不利于有效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 权益。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司法保护的内容,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检察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更是重要的一环。该制度有利于全面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目标。但目前,这项制度在调查机构、人员、调查报告的全面性、专业性等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对“亲情会见”制度的探讨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近亲属（一般也就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援助全程化机制的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全程化,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之时开始,在侦查阶段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辩护,在公诉案件一、二审阶段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即在我国刑事诉讼各阶段全过程中,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联系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维护其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一、构建现代司法理念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全程化机制的必要性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主要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     

未成年人年龄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分析了当前刑事司法中在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年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之我见

目前．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增加,如何在刑事诉讼体系中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难题。“合适成年人”参与刑讯活动这一新机制,能保护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有利于落实我国《宪法》尊重与保护人权的相关规定,对于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与刑诉法完善等意义重大。     

未成年人犯罪“慎捕”原则探析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其中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这一规定明确了审查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采取的“慎捕”原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慎捕”，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现，但由于种种原因，实践中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慎捕”原则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主线对原刑诉法进行多方面的修改。新刑诉法保障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人身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2012年新刑诉法提高了我国人权司法保障的水平,这是我国人权事业的一大进步。     

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以审查起诉阶段为视角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即法定代理人陪同提审制度,是指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侦查机关及检察机关讯问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陪同,以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特殊制度。本文以审查起诉阶段为视角,论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的发展历程、法律依据及执行困境,并探索全面构建该项制度的可行之径,以切实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惩治、预防、救助机制研究--以S市D区人民检察院实践为例

近些年来，针对未成年的暴力、性侵案件成为社会关注与法律惩治重点。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双向保护。①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专门发布《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以指导司法实践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综合而言，暴力与性不仅是成人社会中刑案构成的常见样态，也是未成年刑案中的常见样态。基于未成年身心发育、社会认知、成长教育的不完全特性，无论在实体法律规定还是程序法设置，亦或相关工作机制构建方面，都有基于对象特质的强保护必要。     

和谐社会视野下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之完善

作为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项重要法律举措——相对不起诉,因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着诸如适用范围过窄,不起诉程序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对不起诉的准确适用以及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的理论支撑、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对我国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进行探讨,以期更好的发挥相对不起诉制度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的作用,从而挽救轻微罪错的未成年人。     

完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陪同提审工作的初步设想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在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陪同提审工作方面仍有一些地方需要完善。本文试从剖析此项工作面临的困难入手,提出建立起公安、检察通力合作的工作机制等设想,以切实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简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速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情节、主观恶性、有无监护、是否具备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考量其社会危险性，以认定其是否有逮捕必要性．慎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条件的．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不致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律不予批准逮捕。     

完善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旁听工作机制的探索——以合适成年人到场旁听制度下的未成年人保护为出发点

合适成年人到场旁听制度．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在实践中司法机关把握的尺度不尽相同，本课题从合适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出发，试解决因非法定代理人的原因造成的不能按时到场旁听的问题。通过一系列机制完善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旁听帝】度，希望本课题研究的成果能够被司法实践所认同。     

少年刑事司法改革调查报告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 "合适成年"一词源于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即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精神错乱、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在我国,基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并在域外相关经验的影响下,个别地区自21世纪初开始探索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