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绩效评估初探

政府行政绩效是行政系统评价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实绩并实施奖惩的客观依据。所谓政府行政绩效评估，就是对政府及行政人员“政绩”的评估。它是用一定的目标尺度，考核、判断该政府及行政人员所取得的成绩。对行政绩效的适时和客观评估，有利于调动和发挥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他们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方法，积极进取，开拓创新，高质量地完成行政目标和工作计划。因此，行政绩效评估是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的有效手段。一、政府行政绩效评估包含的要素行政管理的范围涉及国家政治、…     

构建党外人士参与的行政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对行政绩效评估和测量的研究已经成为政府管理领域的热门话题，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是提高政府质量的关键内容。本文旨在探讨党外人士参与行政绩效评估的体系建设问题，建立了党外人士参与行政绩效评估体系的基本框架，突出了党外人士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性。     

试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完善——一种基于行政文化视角的考量

政府绩效评估对于提高我国政府绩效、提升政府能力以及改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绩效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运用还存在很多问题。从行政文化角度来看,崇拜权力、重中庸、“潜规则”、重人治等为政府绩效评估的运行设置了重重障碍。要走出这些困境,必须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通过良好而刚性的制度来“矫枉过正”,并形成政府绩效评估的良好氛围。     

行政问责制:浦东的实践与思考

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为研究视角,在阐析"十一五"期间,浦东在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和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做法、成效,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强化异体问责,健全多元行政问责体系;规范问责方式,加强问责结果与问责事由的对应关系;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细化行政问责的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问责程序;完善绩效评估,奠定行政问责制的依据和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健全浦东新区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和建议。     

降低我国行政成本的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有：公务员行政道德观念出现错位,政府规模过大,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够完善,行政成本监督体制不健全等等。降低行政成本的思路与对策有：提高公务员素质,强化公务员的行政成本观念,完善和优化政府机构设置,积极培养社会中介组织,改革预算管理和完善绩效预算制度,加强行政成本的监督,广泛推广电子政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与启示——以福建省漳州市行政服务标准化建设为例

漳州市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效能建设的发祥地之一以及福建省最早建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城市,从2011年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行政服务标准化实践探索,在纪检监察、体系建设、政务模式、规范执法上已经取得了成效.今后漳州市还需要推动行政服务理念从“以效率为导向”向“以公民为导向”转变,推动行政管理体制从“单兵突进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推动行政服务质量从“政府评判”向“公民评价”转变,推动行政服务目标从“回应型”向“参与型”转变.     

新中国行政管理体系变革的主题与主线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注重执政为民、公开公正、依法行政、清正廉洁、讲究实效。变革的主题是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和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优化政府结构,提高行政效能。变革的主线是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与规范权力运行,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集中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及对策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每年大约以20%左右的幅度增长.造成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有:政府缺乏正确的行政成本观念、铺张浪费现象严重、绩效评估体系不合理、监督制度与财政制约机制的缺陷,等等.对此,我们应借鉴企业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行政成本观念,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大力实行目标责任制;强化对政府行政成本的监督,大力实行财务公开制;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公共服务外包;等等,以控制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     

政府绩效审计改革能降低行政成本吗?

我国的政府行政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政府审计部门在传统政府审计基础上加入“绩效”理念,有助于监督政府各项公共管理活动,对行政成本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依然满足政府绩效审计会降低行政成本的假设;进一步分析中引入了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财政支出效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经过DEA分析得到政府行政成本效益,发现多数省份处于低效状态。研究结论对于促进绩效审计有效性和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地方行政到区域行政

随着社会转型、全球化和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行政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应建立跨越行政区划之上的区域行政,形成高效、协调、民主、开放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推进中国区域的协调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良性进步。     

从体制改革到机制调整:“大部门体制”深度推进的应然逻辑

"大部门体制"旨在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长期困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政府顽疾。但是,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大部门体制"的深入推进时常面临着部际冲突内部化等问题的阻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部门体制"过分关注"体制改革",导致"机制调整"的滞后。在政府施政实践中,执行机制缺位、部际协调机制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都是"机制调整"滞后的主要表现。因此,需要将"机制调整"作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促进部际整合由"职能整合"转向"流程再造",推动政务公开,加强社会监督,积极建构部门间的"伙伴关系"。     

从＂人民内部矛盾＂到＂公共供给不足＂——中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

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理论,半个世纪之后,胡锦涛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这说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逐步转变为"公共供给不足"。这一转移,肯定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体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变,同时也进一步要求政府职能要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对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     

对清末民初中国宪政理念转型的分析

清末民初的宪政理念,历经由改良主义到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到民主立宪的转化历程,达到了近代宪政的高潮,为近代中国权利理念的转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始终面临神、俗两界的尴尬。帝制崩溃,共和未能真立,表明近代中国不具备宪法运行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宪政建设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发生在东西文化碰撞这一历史大背景之下,接受西方宪政模式的引领,进行宪法移植,并大搞宪政建设,而本国固有的人生态度、生活模式等却不匹配,以至宪法只能保持其神圣性价值,无法在世俗中运行,其理论功能无法转化为"法在行动中",徒具空文而已。     

“以人为本”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实践

"以人为本"不是政府出于对人民表面性的尊重和技巧性的策略而提出的政治口号,它是在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西方"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础上的积极扬弃和继承发展。"以人为本"内容十分丰富,既可从社会主义本质观方面得到总体体现,又可从利益分配、执政方式、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具体层面得到体现。要想"以人为本"真正产生功效,使其从"应然"渐进到"实然"的状态,在实践中就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价值主体地位,而且要将其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根本依据。     

论刑法中的“包庇”

对刑法中"包庇"的整体性研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包庇"的主体、"包庇"的对象和"包庇"的行为。"包庇"的主体,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包括被包庇者本人,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应当包括"单位"。"包庇"的对象,各个犯罪的要求有所不同,既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犯罪的人",也可能是特定的违法犯罪分子。"包庇"的行为,在具体罪名中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都是以作为的方式帮助违法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既不同于"纵容",也有别于"知情不报"。     

中国地级市政府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研究——以河北省地级市为例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是"放管服"改革的突破口,是提高政府行政审批效率、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关键举措。中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主要在地级市政府展开,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普遍缺乏对"相对集中"标准的把握。文章从基本概念出发,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区分为横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和纵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以此为基础分析河北省各地级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现状和问题,最后给出地级市政府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政策建议。     

“公司社会责任”之涅槃

2005年《公司法》第5条开宗明义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之精神实质或灵魂是让公司或董事等高管在负有对股东受任义务之同时可以积极为其他利害关系人谋利。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之性质虽有多种学说,其不外乎＂责任或义务＂,但均未能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之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司社会责任＂实已灵魂...     

“跨法行为”法律适用问题探析——从行政处罚的视角考量

"跨法行为"由于行为跨越了新旧两部法,所以当新法与旧法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就产生了规范选择问题.在行政处罚法中,对"跨法行为"追究处罚时效通常是适用"行为终了时法".然而,这种做法在法律适用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遍合理性和可行性,甚至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文章从构建"行为时法优于裁处时法"规则出发,结合典型实例,对"跨法行为"的"行为时法"作出重新界定,对行为的持续状态与行为的后果作出明确区分,并就跨法行为的法律适用具体细则进行了分析与阐释.     

庄子自由理性的特质及其影响--以"游"为中心而论

老子是"政治性的动物",而庄子则是"非政治性的动物";老子的自由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自治",而庄子的自由则表现为精神领域的解放和超越."逍遥"和"游"是庄子的两个非常独特的观念,二者体现了庄子自由精神的基本形态.庄子以"游"和"逍遥"所确立的独特的"精神自由"、"精神乐园"和"精神故乡"极具诱惑力.庄子为中国知识阶层追求自由精神不仅奠定了"诗意性"的观念基础,而且也以自己的行动为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行政主导下的简约治理——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权悬空的政治逻辑

审核政府预算是现代议会的核心权力,然而,中国省级人大作为监督政府“钱袋子”的核心政治机构,其功能尚未得以充分发挥,法律赋予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存在突出的虚置现象.深入研究省级政府运行过程可以发现,包括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空泛化在内的很多政治现象都和“行政主导下的简约治理”这一政府管理模式密切相关.当前,应针对存在问题,从扩大公民参与;提升人大预算监督能力;修订公共预算的法律框架等三个层面入手,落实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