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与现行刑法之共同犯罪比较研究

《唐律》体现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最高水平。《唐律》对共同犯罪的立法模式渗透着鲜明的身份等差思想 ;其共犯类型复杂多样 ,规定了混合共犯、胁从犯、同时犯、教令犯及实行过限。比较分析《唐律》和现行刑法对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 ,是探求当代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发展、完善的有效路径之一。     

谈刑法理论上的片面共犯

是否应当承认片面共犯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承认片面共犯能合理地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并不相悖，不存在解释论上的障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因此，应当承认片面共犯。     

刍议《尚书》中的刑法思想

《尚书》的确蕴涵着弥足珍贵的政治法律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先贤政治法律智慧的结晶,它们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关于《尚书》中的刑法思想,不完全归纳为九个方面(:1)明刑弼教。(2)刑律公开。(3)特赦思想。(4)恤刑思想。(5)罪责自负。(6)区别对待共同犯罪人。(7)以刑去刑。(8)君主不干预司法。(9)提倡祥刑。     

论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历史沿革和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在共同犯罪中,共犯人之间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而实施了共同谋议之行为,这在日本刑法学有一个独特的概念叫共谋共同正犯。由于司法实务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其关注也日益增多。为了对此种形式的共同犯罪深入了解,文章从实际司法案例入手,梳理日本相关判例法制史和该理论发展脉络,并对其在中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引入的必要性和共谋共同正犯的法律性质和刑事责任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单位共同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剖析

单位共同犯罪,是我国刑事立法和理论的一个发展,文章对单位共同犯罪的特征、形态、责任,在与自然人共同犯罪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作了具体剖析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宪法的价值、精神、理念的嬗变会直接影响到刑法价值、精神及理念的嬗变,这种嬗变可体现为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直接推动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浅谈医生受贿的刑法认定与预防对策

对由医生受贿引发的共同犯罪、非法收受了财物后又用于公务、公益支出的定性以及收受不含金额带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未使用等问题刑法定性的探讨,有助于剖析医生受贿的原因,进而制定出预防医生受贿犯罪的对策。     

刑法因果关系新论

刑法因果关系是指某个(几个)危害行为本身包含、孕育着发生危害结果的本质或非本质因素,必然或偶然地引起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危害结果是由于这一危害行为的实施才引起的,没有这一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就不可能发生。     

论生命科技刑事责任的功能与我国刑法之完善

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在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其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当前，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现有的刑罚体系也远不适应打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补救。     

论生命科技刑事责任的功能与我国刑法之完善

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在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其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当前,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现有的刑罚体系也远不适应打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补救。     

论德日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的分析途径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研究的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当其中某一部分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加重结果,其余部分行为人是否应共同就该加重结果负刑事责任.德日刑法的分析途径一般从结果加重犯和共同犯罪两种角度来考察.德国刑法学界的学说探讨是紧紧地以刑法规定为依据的,而这种探讨根据多是形式上的,缺乏对实质根据的探讨.这与德国学者对刑法学的定位紧密相联.日本刑法学界基于共同犯罪理论对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的探讨,与过失犯的共同正犯问题紧密联系.     

论单位共同犯罪

单位共同犯罪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或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的故意犯罪 ,是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 ,有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之分。私有企业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成为单位共同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各主体依据刑法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行政刑法的基本立场——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统一为视角

从对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理念的梳理来看,二者对行政刑法责任具有相当影响,但行政刑法责任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有机统一的观点具有表面性和形式化。行政刑法产生于市民刑法的背景使得行政刑法的责任必须在市民刑法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行政刑法责任之限制权力和人权保障、刑罚均衡和人道之基本立场。在市民刑法成为我国刑法应有转向的背景下,行政刑法应构成刑法的主体,刑法的转向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转向行政刑法的过程。我国经济犯罪形式的行政刑法之完善亦应在市民刑法理念下进行。     

试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谈新《刑法》第17条第2款存在的问题

1997年新刑法把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从原来规定的5种犯罪扩大为8种犯罪,并对立法用语做出多方面的修改。但是,新刑法的规定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规定所涉及的罪名是否还包括一些相关罪名;一些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该款规定的犯罪时,应如何处理等。最后,文章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为理论更新、法律解释、修改立法等。     

刑法身份的功能建构——以“共犯与身份”问题为中心

建构身份犯、限缩刑罚权、关注人身危险性是刑法身份的三大功能。违法身份犯（义务犯、表见的身份犯）的身份是违法的基本要素,因为违法是连带的,该身份如果发生效用会对无身份者参与行为的不法产生连带性影响;责任身份犯的身份是责任要素,因为责任是独立的,该身份对无身份者的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其他限缩刑罚权的消极身份,基本上也受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独立的共同犯罪归责原理影响。阻却构成要件的消极身份特别地受到法益概念的相对性影响。阻却可罚性的消极身份与量刑身份均属于个别化的要素,有类似于责任身份的规范特点。     

试析我国刑法中"精神病"的概念

新刑法第十八条沿用的"精神病"这一概念,由于内涵的不确定性和狭窄性,形成了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需要进行立法用语上的修改.以"精神障碍"取代"精神病",是刑法立法适应精神医学的发展,科学地吸取和应用其研究成果来解决自身理论与实践中有关问题的需要,不应当任意扩大"精神病"概念的内涵,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     

刑法理论与方法的辨思

刑法理论中最基本的是司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司法逻辑原则、权利逻辑原则与生活逻辑原则。与司法刑法学相对应的是立法刑法学,不应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性。基础刑法学是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基础科学,但基础刑法学并非刑法哲学,也不是学科大杂烩。在核心刑法学之外,还有边缘刑法学。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也是关于刑法学的哲学,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相分离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价值

关于刑法基本原则，许多学者对此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为什么给予刑法基本原则如此高的评价呢？笔者从这一问题后面的问题着手，论述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不仅仅体现的是刑法制度中的物质成份和技术因素，更重要的是它蕴含了法的精神和理念，它体现了平等、自由、正义等法的基本价值，也体现了公开、稳定、统一等法的形式价值，并负载着最终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特有价值的重任，借以再次强调刑法基本原则对实现刑法价值无以复加的重要性。     

理论的超越与现实的选择--评新旧刑法在主客主义理论间的徘徊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刑法理论的两大思潮 ,近代国家的刑法无一不受其影响 ,我国《刑法》在强调主客观相统一时也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倾向 :1 979年《刑法》基于理论的超越偏爱了主观主义 ,这种试图用理想的进步调和现实的落后 ,不仅无助于现实的改观 ,而且也打磨了理论的进步性 ,我国《刑法》基于现实的选择从而向客观主义倾斜 ,这不仅有利于客观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而且也有利于实现司法实践的公平、公正。     

有关主犯和胁从犯的三个问题

传统观点将主犯划分为三种,即除了刑法第26条规定的两种外,又把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列为一种独立的主犯.文章分析了这种划分的逻辑性错误,指出,主犯的分类只能依据刑法第26条的规定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另一类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并认为在第二类主犯之下又可以细分为四种.关于主犯的刑事责任问题,文章指出,现行刑法第26条第4款的规定是多余的,因为,有关数罪并罚的规定中已经包含了这一内容.并认为,删去对主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也不妥当.关于胁从犯的问题,文章指出,现行刑法第28条不再把被诱骗参加犯罪的人作为胁从犯,并不是把这种人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而是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按主犯处罚,也可能按从犯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