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行政诉讼中的行政撤销权

被告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使行政撤销权 ,既能够迅速化解行政纠纷、维系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 ,同时也会对行政行为效力规则、行政诉讼程序安定、司法审查价值目标形成冲击。为了实现审判权与行政权关系的正确定位 ,必须对行政诉讼中的行政撤销权予以严格限制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也应得到相应的修改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前沿问题探索——《行政诉讼法》的历史贡献和完善

今年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20周年。《行政诉讼法》和相关配套性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20年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行政法治事业的发展，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重要组成部分的依法行政理念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法治水平。公民依据《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诉讼制度可以实现自身权利的救济和保障；司法机关可以藉此监督或维护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落实和实现宪法权威。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利益通过该部法律得到了尊重和维护，这一切，同《行政诉讼法》的观念影响和实践需求皆有关联。值此部法律实施20周年之际，本刊编发一组文章以示纪念，内容涵及《行政诉讼法》的历史贡献、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制度的关联、行政公诉制度、行政诉讼对党组织的监督、完善被告举证规则和维持判决的妥当性等诸多前沿话题。     

随州：七类案政首长必须出庭

随州市近日出台《随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对审程序中行政首长未出庭的审案件，集团诉讼及媒体关的重大社会影响案件，涉及源、环境保护、房屋征收、重安全责任事故类型案件等七行政诉讼案件，要求行政首须出庭应诉？ 作为本机关行政诉讼案件的责任人，行政首长应认真研究案情，积极出庭应诉。 《规定》已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纳入年度依行政考核范围；行政首长未按规定出台应诉，因未依 答辩、举证、应诉导致案件败诉的，将追究相应责任。     

公安行政应诉能力提升思考

面对新《行政诉讼法》施行所带来的应诉数增多、庭审要求更严格等挑战,公安机关需要改进执法理念,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功能,总结顺应当前行政诉讼的趋势,正视工作中存在的认识偏差、执法不规范、应诉人才缺少等不足,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行政诉讼,通过理念纠偏、教育培训、应诉队伍建设等措施切实提升行政应诉能力,增强执法公信力。     

行政领导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近年来，诸多省市纷纷通过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提倡或者要求行政诉讼被告行政机关的领导出庭应诉。这一制度的实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否有其合理性？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需要以本土的视野和实践的视角，对行政领导出庭应诉这种本土经验和自发创新进行深层次的解析，同时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为考察对象，欲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行政领导出庭应诉制度的存与废进行深入反思以探寻其生长的内在机理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质疑我国行政诉讼不可诉行政行为之规定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判权范围 ,是指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界限 ,即可以受理什么样的案件 ,不能受理什么样的案件 ,哪些行政活动应当由法院审查 ,哪些不能审查。受案范围与诉讼三方关系甚密 ,对法院而言 ,它意味着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的范围 ;对行政主体来说 ,它意味着其行政行为受监督的范围 ;而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 ,则意味着行使诉权的范围 ,关系到其合法权益能否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 )在第 2条、第 5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了概括式规定 ,第 11条、第 12条分别从正反两方面作了列…     

论以行政检察监督制约行政权

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主要是行政权,而不是司法审判权。但目前的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定位不明确、不准确,没有发挥行政检察监督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应通过对行政诉讼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的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权,完善对被告胜诉的生效裁判进行抗诉的监督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执行的检察监督权。     

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政府部门，很少由其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这便是人们所称的“民告官不见官”现象。实践证明，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的弊端重重，与法治国家的建设严重脱节。构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已成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课题。本文考察了司法实务中行政首长作为被告出庭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出庭率低的原因，通过列举的方式回答了该制度的可行性及目前有些学者的争议。、最后笔者提出了四条构建完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的建议，希望尽快统一规范其内容，赋予其法律效力，为我国法治化的建设服务．、     

论以行政检察监督制约行政权简

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主要是行政权，而不是司法审判权。但目前的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定位不明确、不准确，没有发挥行政检察监督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应通过对行政诉讼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的检察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权，完善对被告胜诉的生效裁判进行抗诉的监督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案件执行的检察监督权。     

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标准的重建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这一规则给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为标准,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则非行政组织、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行政人等都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相应组织除了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外,行政诉讼后果则转继到行政诉讼被告所归属的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     

行政合同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合同在我国已被广泛运用,但行政合同的诉讼问题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行政合同案件应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对行政合同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应该考虑行政合同的行政性和契约性。     

论行政诉讼目的的唯一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其立法目的确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种立法目的的多元化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缺乏一种明确的动机和方向。通过对行政诉讼价值考量及对行政诉讼法的作用、功能和程序设计的研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是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     

浅议行政诉讼被告之确立标准

在行政救济制度中,存在正确确立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传统理论以“行政主体”理论来衡量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随着社会的发展,出于诉讼便利的需要,“行为主体”将替代传统的标准,作为确立行政诉讼被告的新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现状与思考

《行政诉讼法》实施中的问题主要是 :行政诉讼受案量少 ,司法执行案量大而难 ,行政诉讼撤诉率过高。法律本身的主要问题是 :诉讼主体不明确 ,受案范围过窄 ,诉讼管辖不合理 ,判决种类不齐全。必须对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及相关因素进行改革和完善。     

“正当程序”作为行政程序司法审查标准的立法建议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将导致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程序的要求改变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模式。把"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建议将司法审查标准提升为"正当程序"标准。     

“官告民”视角下的行政执行诉讼

“民告官”模式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行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官告民”案件却占了很大比重。基于目前“官民”争讼的现实考量,建构“官告民”模式下的行政执行诉讼,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析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当前,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逐渐增多,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的现象已日趋严重,但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相对人不得起诉抽象行政行为,使得相对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屡屡被诉和司法监督的乏力形成的鲜明对比,应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奥地利行政罚法:主要内容及对我国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奥地利《行政罚法》相对我国《行政处罚法》来说较为完备、系统,特别是该法在适用效力、管辖权的竞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处罚的裁量及执行等方面的立法更为细致周全,且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借鉴奥地利的行政处罚立法,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予以修订和完善。     

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新探

从大陆法系国家公权利和反射性利益相区分的角度看,与行政主体相对的私人可以分成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和一般公众,他们是行政法"人像"的具体展开。从本质上看,利害关系人是由反射性利益人转化而来的一类公权利人,这类行政法上私人的确立必将改变行政过程中的利益结构,推动行政过程的民主化,促使行政法重心的转移。     

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