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程序构建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事后的、静态的法律监督变为同步的、动态的监督。其宗旨在于监督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 ,因此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对此加以规范。检察机关应建立引导侦查取证机构 ,明确其介入侦查的时间、方式 ,确立引导侦查取证的案件范围。     

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起诉引导侦查机制的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措施主要是采取事后制约,致使侦查活动得不到及时、科学、合理的监督指导,造成侦查资源浪费,侦查效率不高,侦查效果不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建立起诉引导侦查机制成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中检察制度改革热点问题之一,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本文从建立和完善公诉引导侦查现状、意义、理论体系和法律基础以及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意在为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修改后的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律师介入的提前,口供的弱化,要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强化对侦查取证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引导取证工作机制。笔者认为,公诉部门可以通过制定基本证据标准、明确范围和内容、把握引导取证的介入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工作联系,建立起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良性工作机制,使引导取证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浅议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引导侦查取证工作

针对我国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在其应用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盲点的现状,本文从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特点、内容界定、工作方式以及存在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就检察机关如何引导侦查取证工作进行分析.     

“检察引导侦查”之质疑

目前,在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法制逐步完善、公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的侦查体制显示出诸多弊病,提高侦查效率和保障人权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研讨的主题。有学者提出"检察引导侦查",并有相关司法机关予以实践,但其学理基础、法律依据、实践效果都令人反思和质疑。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绝不是从某一角度进行的修补。况且,"检察引导侦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其在学理、法理上均站不住脚,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论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引导侦查取证工作

针对我国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在其应用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盲点的现状，本文从引导侦查取证工作的特点、内容界定、工作方式以及存在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就检察机关如何引导债查取证工作进行分析。     

论基于证据体系构建的侦查取证模式

侦查取证与构建证据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基于证据体系构建的侦查取证模式在分析两者关系之后提出,它以构建证据体系为目标,主要在基础取证、关联取证和综合取证等阶段开展取证工作,这些环节的取证内容加上规范化的伴生取证操作,就构成具有一般意义的侦查取证工作模式。此种侦查取证模式能够提高取证水平、保障取证质量,是应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方法。     

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改革研究

针对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表现出的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又不同于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及其当前主要存在着的十二个方面的问题，我国诉讼法学界提出了侦检一体化、检察引导侦查、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等改革观点。笔者提出的具体改革设想是：检查机关的侦查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公安机关应对现有侦查队伍进行整合和整顿；据情实行一步式侦查或二步式侦查体制；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都应当进行预审；实行侦查接受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羁押分流制度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一元鉴定体制     

公安机关重大疑难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建构——基于W市Q区检察院审查批捕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安机关重大疑难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刑事司法制度。从实践中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环节看,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法律依据不明、提前介入不及时、引导权责不清、检察机关内部衔接不畅、公安机关存在依赖心理等问题。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检察监督权,加强对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监督,从而提升检察机关在庭审环节的公诉应诉能力,建议对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进行系统构架,明确制度启动的法定程序、适用的刑事案件类型,并将制度的实施主体设定为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公诉两个部门,细化"意见"、"建议"内容,从而规范制度的实施方式。为了保障该制度的实施,建议设立驻派出所检察室、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将侦查行为纳入庭审评价体系。     

侦查机构与侦检关系模式研究

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等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的侦查机构,以及侦查机构与检察机构的关系的考察、评析,最终立足我国法律传统和基本国情,对我国的侦查机构以及警检关系模式的构建提出些许建议。     

论公诉环节法律监督权的强化与完善

公诉权、法律监督权作为我国检察制度的两项基本职能,是历史形成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公诉环节强化完善法律监督权,通过诉讼监督的手段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改革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要求。     

深化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促进人权保障事业发展——访最高人民检察院王振川副检察长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担负侦查、公诉、监督等职能，每一职能的展开都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为进一步了解我国检察机关近几年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尤其是在深化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效，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王振川副检察长。现刊出访谈内容，以飨读者。     

论侦查不作为的构成与防治

侦查不作为与我国现行诉讼程序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侦查中心主义"和封闭式诉讼程序结构致使侦查机关权力过大,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立法及诉讼理论对侦查权的性质定位不明是导致或诱发侦查不作为的深层原因。矫治侦查不作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检察监督手段,但这些手段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应当在确立多种防治方案以应纷繁复杂实践之需的同时,重点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将侦查行为规制纳入警检关系调整框架下,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引导,同步监督和制约侦查活动。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实施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针对价值。     

侦查目的之辩

以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以及对后续程序意义的认识为基点,对侦查目的的界定,理论界有侦查独立说、公诉准备说和审判准备说之争。侦查独立说认为,三机关应该严格分工,各司其职,侦查就是确定犯罪嫌疑的有无,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有其独立的品格;公诉准备说和审判准备说的侦查目的学说中,侦查失去其完整的独立性,是为起诉和审判做准备。从程序间的内在逻辑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视域探析,侦查独立说和公诉准备说都存在问题,会导致刑事司法枉而不正之困境。通过对比研究,审判准备说从实体与程序两个角度皆能助推刑事司法公正之实现,且符合当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义。     

论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措施,具有法科学性。作为侦查取证的一种方式,它的实施涉及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由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欠缺,对侦查实验的涵义、侦查实验的证明力和原则的探讨以及关于侦查实验具体法律规定的讨论,为未来的立法和当前的侦查实践所需要。     

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法律问题研究

突发事件中犯罪组织活动日渐隐蔽化，给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卧底侦查越来越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本文结合国外立法经验，论述了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并结合我国法律规定从适用条件、行为方式、适用程序、证据使用四个方面阐述了对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限制。     

论侦查取证程序合法性的证明

侦查取证程序是否合法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容易引起争议的焦点，也是刑事证据合法性三要素的核心。新生效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在法庭审判时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对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取证程序合法性的证明分为两个阶段，侦查、起诉阶段证明的主体是侦查取证机关，审判阶段证明的主体为检察机关。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具体可以通过侦查取证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取证人员出庭质证及其他辅助方法证明。宏观层面可以通过建立侦查取证规则、检察指引侦查、完善辩护制度、实现侦羁分离、引入辩诉交易等途径予以保障。     

刑讯逼供与侦查制度

本文论述了侦查制度下职权主义特色与刑讯逼供产生的密切关系:(1)侦查目的单方面倾斜,成为刑讯逼供行为的“护身符”;(2)缺乏与侦查权利相对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导致刑讯逼供的发生;(3)侦查思路的局限性,导致侦查人员违法取证。     

论刑事诉讼中的监督检察

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了系列重要的职权。法学界习惯于讨论检察监督,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对检察机关权力的监督同样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对检察机关起诉权的监督,主要包括对公诉的审查、出庭支持公诉以及通过法院裁判的制约等方面。我国构建起了相对全面的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监督机制,但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模式缺陷和制度缺陷。另外,对检察机关之强制措施与侦查行为的监督,我国刑诉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院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