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宽严相济理念

宽与严是矛盾的,但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过程中是统一的。宽严相济不仅仅是刑事司法政策,更是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的理念。在刑事立法、刑事诉讼中适时贯彻宽严相济理念不仅关乎刑事法律的社会功能能否顺利实现,还直接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检察机关的刑事办案活动中实现，必须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一方面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实现宽严相济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必须围绕办案活动能动地开展必要的社会工作，实现办案的社会效果，进而实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目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宽严相济视角下的刑事程序选择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区别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体现为刑事程序选择权,即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当事人有对重大的程序与程序性事项进行选择适用的权利。刑事程序选择权依行使的主体,可分为国家当事人选择权和诉讼当事人选择权;依内容可分为时程序性事项的选择适用权和对具体程序的选择启动权。检察机关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应当注重"以简应宽"的原则,推动宽严相济政策目标的实现;诉讼当事人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可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公权力在宽严适用方面的恣意。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保障——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为视角

宽严相济既是刑法立法政策，也是刑事诉讼立法政策，刑事诉讼立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要求。“宽”主要体现在大力推进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完善不起诉制度、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特别诉讼程序、增加社区矫正规定等方面；“严”主要体现在严格刑事强制措施、增设特殊侦查措施、律师会见权的限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等方面。为了实现宽严相济刑事诉讼政策，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遵循立法宗旨，细化立法规定；建构科学的办案考核机制。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刑事检察工作

在刑事诉讼流程中，检察机关上承侦查机关，下启审判机关，它既是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也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深入思考恢复性司法与检察刑事工作的关系，确保公正合理地在处理刑事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实现路径——基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视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司法的指针，是对我国先前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创新，是对“严打”刑事政策进行理性反思的成果；“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理论有天然的契合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治的灵魂，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政策调整论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政策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到“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变化。刑事政策调整是政策的依时而变和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非对以往政策的全盘否定，而是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是促进社会和谐语境下的积极回应，体现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价值新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下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多维度的指向隐含了多元价值。在和谐社会语境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定位应为宽严并用、宽优于严,而促进社会和谐就成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价值追求。     

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联动:由刑事判决到刑事执行的思考

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连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即为刑事判决。刑事判决是刑法适用的结果,也是刑事执行的依据,但由刑事判决所固定的刑法适用结果与实际执行的具体需求之间理论上存在"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的矛盾。作为刑事判决结果的"刑罚份量"由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内在决定,而受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精神的制约,允许在刑事执行过程中依据改造的实际效果,减少由原判决确定的刑罚量,以至真正成为问题的仅是"刑罚过剩"。减刑假释制度能够分别通过减少原判刑罚或者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形式缓解"刑罚过剩"。     

论刑事政治与刑事政策——兼论"宽严相济"

以抑制和惩治严重分裂性社会行为为中心任务的政治,或曰举凡直接涉及刑事权力的来源、配置、行使、效果、制衡等的政治,即刑事政治。现代刑事政治是宪政化的。刑事政策采取的是静态视角,而刑事政治则采动态视角,它不仅指涉刑事政策中的正面力量,也指涉刑事政策外的负面力量。当下,"宽严相济"由一般统治方略向基本刑事政策转变,它是现代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实践贯彻,它反对"利诱、威胁、打击"而崇尚"诚信、合作、共赢"。     

犯罪发展与刑法演变

本文提出了“犯罪发展”的概念。社会发展决定犯罪发展,犯罪发展对刑法演变具有深层制约作用。可以从犯罪侵害对象、犯罪形式、刑事责任等多角度研究犯罪发展。刑事法制演变体现了刑事政策价值地位的变化。在我国,还存在着法网不严密,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适用的观念理解存在误差。     

民愤的刑法解读

民愤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民众,由于刑事个案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朴素而强烈的道德情感。民愤的思想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天理"思想,受现实刑事个案某种特殊性的激发而产生。民愤属于社会范畴,只对具体案件有一定影响,但不能作为量刑的法律根据。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刑事和解程序的刑法价值分析——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切入点

公诉案件中采用和解程序并不影响刑事实体法价值的实现,相反它对传统刑事司法观念进行了巨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刑法理论与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有利于实现被害人利益与加害人权利、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以及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对于刑法价值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

长期以来,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普遍存在将"侦查员"与"技术员"的工作截然分开的现象。侦查员只负责外围调查访问、采取侦查措施、审查讯问等方面工作,很少去现场或根本不去现场;而技术人员的工作也只停留在现场勘查这一阶段,不能继续深入到下一步侦查工作中去。侦查和技术不能有机结合,这种做法违背了科学的认识规律,是值得商榷的。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探究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如何有效衔接,对提高破案率、培育新的破案增长点是大有裨益的。     

浅议森林刑事案件的侦查学特点

森林刑事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文从刑事案件侦查学角度,对森林刑事案件犯罪动机、犯罪行为模式、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的对抗行为、犯罪信息的存在方式与载体等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利用刑事案件在侦查学意义方面的特点开展对森林刑事案件的侦查进行阐述.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刑事司法活动数据,就刑事政策对不同机关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予以评价。数据分析表明,从短期看,"从重从快严打"的刑事政策具有控制犯罪的高效性,但从长期看,"严打"从未被证明是社会取得长治久安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