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五四科学主义对中国民主观念的影响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五四科学思潮具有双重轨迹,一方面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为中国人的接受,另一方面本来是工具理性的科学又被上升到价值理性,科学主义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重要元素,不仅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民主观念的变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西平等思想发展比较分析

平等作为法的价值之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历史上都是呈多元演变的。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西方的平等思想源于并始终体现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认知和关怀。中国的平等思想虽也有深厚传统,但大都以平均主义为出发点并以经世致用为基本取向,其内涵与西方的平等观相去甚远。通过比较中西平等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助于厘清当代中国需要何种平等,进一步践行以人为本的和谐价值理念。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科学构建

构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是深化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要求。在考察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生成逻辑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基本原则,认真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重大价值,坚持以解决时代课题为中心的基本路径,深刻揭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在逻辑及内在特质,才能实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科学构建。     

社会转型与哲学关怀——宗教关怀与社会发展

宗教意识形态使人们在追求彼岸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此岸的世界,有意无意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西方文明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把握基督教文明有助于我们抓住西方文明的精髓。其次,分析宗教存在的必然性即人性根源,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文关怀的视角,处理好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关系。最后,分析我国传统信仰的特点和现阶段信仰的特征,正确处理传统与外来、伦理和科学、信仰与发展等问题,发挥宗教在转型时期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内在结构初探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它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 ,也是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内在结构可被概括为思想渊源、立理基础、战略布局、体制模式、实践主体五个方面     

"和"与"争":中西传统法治价值选择之异

"和"与"争"分别是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的基点,不同价值基点的认可,使中西方做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法重"德治"、"民本"、"无讼"、"等级有序",而西方传统法注重"法治"、"人本"、"正义"以及"人人平等",这最终促使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法律文化,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法治发展之路.     

传统文化视角下中国道路的文明意蕴

中国道路内蕴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基因和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的文化土壤,中国道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奋斗精神、理想目标是中国道路的历史文化基因。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文明之路,超越了两极对立的思维范式和国强必霸的发展模式,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认识中国道路的文明意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三维视野的传统文化观

中共“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以“中国梦”为实践指向的文化战略观。继承传统是它的显著特征,即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和文化建设的时代精华,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和文化成就,从而形成了蕴涵着马克思主义三维文化观的传统文化观、法治文化观、治理文化观。     

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干部教育培训课堂的价值所在

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中国风格,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继承与发扬也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沃土。作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亦推动着干部培训政德教育工作的开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深入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剖析出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干部教育培训课堂的重要性,才能真正领悟出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干部教育培训课堂的价值所在,也是新时期优秀传统文化在干部教育培训课堂的新表达。     

民间法研究之于中国法学：意义与方法启示

现时的中国法学正行进在多元路向上。民间法作为法律的社会化阐释方式,一方面作为法律多元之一而有利于法律的多元本质阐释,另方面作为媒介法律与社会的方式而助益于解决法律内部的逻辑困境和实现法治。民间法要以法源等方式和途径在制定法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才能助益于法治的实现。民间法研究不仅以条分缕析的问题意识、疑难思维突破和弥补系统论法律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而且在其中渐进的、点滴的展现和型塑着作为法的目的与价值素材的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因而从思维方法和目的与价值两方面不断型塑和提升着中国法学的科学性。     

法学与史学之间：2O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向——以陶希圣学术研究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受此影响，20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开始注重以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并由此成就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声名。其中有两类学者特别值得注意，一为非法科出身，以社科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而在法学领域里取得重要成就，其典型代表为瞿同祖；一为法科出身，以社科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却旁逸斜出，在别的领域异军突起，开创新的学术天地，其典型代表为陶希圣。前者已为法学界所熟知，后者则未足以为法学界所留意。本文深入探讨陶希圣以社科方法研究法律的缘起、发展及转向，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学发展的状况与学理基础，及其与其它学科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的共通与相互借鉴之处。     

道德犯罪学的启蒙和传承

加罗法罗的“自然犯罪观”是道德犯罪学的启蒙。他从基本道德出发构建犯罪概念、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 ,对西方犯罪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新解读加罗法罗 ,对中国“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央三代领导核心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

唯物史观是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但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三代领导核心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是有差别的,并因此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深深打上了领导者个人意志的烙印。     

评王有腔关于马克思自然科学观的研究

王有腔博士关于马克思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的研究,引入多维复杂综合的研究方法是显著特点。她强调指出,不能把马克思的学说简单看作是与自然科学无关的一种经济学或社会学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追求人类解放的学说,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必然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必须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王有腔博士把马克思的自然观和他的自然科学观、实践观和人及社会的发展观统一起来加以研究,勾勒出了一个先在自然、人自身的自然、人化自然的多维自然图景,并认为相对于人化自然,自在自然不仅具有历史先在性,而且还具有现实基础性。王有腔博士还结合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揭示了马克思的科学观和自然观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质性研究在循证矫正本土化中的价值

循证矫正本土化需要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多元化。质性研究作为有效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异于量性研究的价值趋向。质性研究是挖掘本土化矫正证据的有效方法,其成果有助于循证矫正本土化证据与矫正实践的衔接,有利于培育本土化循证矫正土壤。重视质性研究在循证矫正本土化中的价值,能够推动循证矫正本土化的快速发展。     

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再审视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是重新审视西方法治思想及其理论涌动的一把钥匙。在审视了古希腊时代、启蒙时代和当代的法治思想之后,以这一视角同样可以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及其时代价值进行反思。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今天,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人的法观念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但这种更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总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论辩,既得利集团与人民大众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我们应当坚持批判传统法文化中与社会悖离的旧观念,坚持并发扬其价值内涵的合理成分。     

英文版《中医体质量表》的初步编译

目的编译英文版《中医体质量表》,并将其作为体质测评工具在亚裔人群之外推广使用。方法按照跨文化外文量表编制的标准化程序,将中文版《中医体质量表》进行顺翻译,以顺翻译完成的问卷对在北京居住的美加籍高加索人作为受访对象进行初试,并采用Likert五分制判定受试者对英文版《中医体质量表》条目的理解程度。根据初试结果将问卷进行修订,最后逆翻译并重新修订。结果在60名受访者中,认为对初译的英文版《中医体质量表》完全理解的占88.33%。原中文版《中医体质量表》的60个条目中,44条经顺翻译确定,16条经初试、修订和回译进行修改,初步形成英文版《中医体质量表》。结论《中医体质量表》的跨文化编译需要不同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士参与,既需要遵循量表编制的原则,更需要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通约问题。英文版《中医体质量表》的初步编译,为进一步在欧美人中开展大样本中医体质调查提供了研究工具。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路探析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考察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分析了现代性的价值,阐述了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应然目标。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道德批判,而是利用科学发展的成就,客观分析社会生产力变革的进步意义,提出人的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马克思批判现代性,以历史原则使道德理想、人本关怀与科学理性价值获得统一,确立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历史立场,探寻认识现代性及其人的发展问题的正确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