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挪用公款罪的几种界限

挪用公款罪是一种常见的职务犯罪,是指国家的工作人员,利用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用于个人使用,从事非法的活动,或者是挪用的公款金额比较大、从事营利活动,或者是挪用的公款金额较大、超三个月未归还的行为。近年来,挪用公款的案件逐年增多,挪用公款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本文指出认定挪用公款罪时,应注意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挪用公款罪追诉期限的起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挪用公款犯罪如何计算追诉期限问题的批复》指出:“根据刑法第89条、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犯罪的追诉期限从挪用行为实施完毕之日起计算;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犯罪的追诉期限从挪用公款罪成立之日起计算。挪用公款行为有连续状态的,犯罪的追诉期限应当从最后一次挪用行为实施完毕之日或者犯罪成立之日起计算。”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与实施,使刑法的相关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得到更加准确、有力的贯彻执行。下面,笔者以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和…     

使用方式不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显然，该条把公款被挪用后的“使用”行为（具体指公款的用途）规定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刑法理论上缺乏科学性，值得商榷。在刑法理论上，有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之分。通常认为，所谓犯罪目的，就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达到的结果。犯罪动机就是推动或者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犯罪目的与犯罪动…     

对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的再探讨

近年来,挪用公款犯罪案件明显增多,挪用数额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日趋突出。被挪用的公款,除了由挪用者本人或者提供给其他个人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活动或其他活动使用外,还有相当数量被挪用的公款是提供给其他单位进行上述三种活动。对于这种情况,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在司法实践中仍然理解不一。     

论挪用公款罪的罪状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３条第１款增设了挪用公款罪。该法条的罪状依据行为人挪用公款的不同用途将这一犯罪设定为三种并列行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挪用公款进行非法及营利活动以外的其他活动，然后再对以上三种行为构成犯罪作出挪用数额、挪用时间的区别规定。其立法原意在于反映不同行为的不同危害程度对于定罪的影响。法条的罪状内容表明：立法者认为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该行为的危害性已达到应当以犯罪论处的程度，故不再对挪用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挪用公款犯罪如何计算追诉期限问题的批复

(2003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0次会议通过,自2003年10月10日起施行。)法释〔2003〕16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津高法〔2002〕4号《关于挪用公款犯罪如何计算追诉期限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犯罪的追诉期限从挪用行为实施完毕之日起计算;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犯罪的追诉期限从挪用公款罪成立之日起计算。挪用公款行为有连续状态的,犯罪的追诉期限应当从最后一次挪用行为实施…     

挪用型犯罪相关问题研究

挪用型犯罪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财产犯罪的特征,因而能够独立成为财产犯罪中的一大类型.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地款物罪、挪用公款罪是挪用型犯罪的典型形态,本文以其为研究对象,从其犯罪对象、行为、主体等具体方面,对三者之间的共性及区别作出界分,以期对在市场经济越发发达这一背景下的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公益性社会组织营利活动的法律规制

各国对于公益性社会组织营利活动的立法规制主要有允许型和禁止型两种模式,但明确区分相关营利活动和无关营利活动而实施不同约束政策和激励政策却成为现代公益性社会组织营利活动规制立法的普遍选择。在此基础上,各国立法还普遍重视对其营利活动方式的安全性或者妥当性、营利活动规模的适当性、营利活动实施的独立性等问题做出规范。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立法也应在区分相关营利活动和无关营利活动的基础上,确立公益性社会组织营利活动的安全性规则,并实施一定程度的规模、效果以及经营方式的控制。     

司法信箱

编辑同志: “两高”在《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已明确规定了对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相勾结即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非法取得挪用款的,以共犯论处。但是内外勾结的共犯对共同挪用公款的数额如何承担责任认识不一。如某甲(特殊主体)和某乙 (一般主体)内外勾结共同挪用公款10万元,准备进行营利活动,但实际用于营利活动的只有4万元,余款经某甲之手挥霍4万元,经某乙之手挥霍2万元。案发后,某     

村干部挪用公款的样态分析——基于489起犯罪案件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现阶段,精准识别村干部挪用公款的现实样态,是有效治理村级腐败的重要前提。为此,运用内容分析、统计分析和案例解剖等方法,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村干部挪用公款犯罪案件展开法律社会学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通过考察村干部挪用公款的两大核心犯罪要件发现,在目的用途上,以营利活动型案件和超期未还型案件为主,非法活动型案件较为少见;在具体对象与类别上,以征地补偿资金案件和扶贫等特定款物资金案件为主。另外,社会保险资金、农林业补贴资金、基建项目专项资金也会被村干部挪用。针对村级腐败尤其是村干部挪用公款问题,须以上述样态特征为基础对症下药。     

鉴定启动的“令状主义”与“随意主义”

鉴定的启动是鉴定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对世界各国鉴定启动模式的利弊和变化趋势以及鉴定启动的目的进行分析后发现,鉴定启动的法官控制模式更合符启动鉴定的目的,同时为克服法官控制模式启动鉴定的弊端,应当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请求鉴定权,并建立与之配套的技术顾问制度.     

"法律"字词的使用是怎样实践的?——在"康熙世界"与"孟德斯鸠世界"之间

关于"法律"一词是如何使用的,在中国的康熙时期和孟德斯鸠时期进行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之间存在间接而又重要的联系.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并且深入理解"法律"一词的"世界流通"问题,进而从新的角度理解中西法学关系.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近代这段历史研究有着重要启发.     

反行政垄断没必要区分“地区垄断与部门垄断”

如何对行政垄断进行科学分类,是反行政垄断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理认界和法律实务界对行政垄断两种形态即地区垄断和部门垄断虽然有较为一致辞的认识,但因两存在较多的交叉重叠,也由于两者在然害性质和然害手段上基本相同,所以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两者的区分意义不大.     

论商标先用权中的“商标”与“使用”

商标先用权的立法确认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既体现了“使用”的价值得到了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认可, “使用”在商标权取得过程中的地位藉此得到了明确,也充分弥补了我国商标注册制的缺陷与不足.但由于我国《商标法》相关规定的局限性,商标先用权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可能出现困难.为此,应当将对“商标”的保护延伸至“商业标识”,并强调商标的实际使用及其在先性而非其影响力,同时应当正确理解商标在先使用的主观状态.     

建设"有限"与"有为"的政府

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重大措施.其中之一即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再议“合一论”与“复合罪过说”

德国关于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合一论的主张与我国学者所提出的复合罪过的概念各有特定含义,“合一论”的罪过形式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类型划分和观念为前提。复合罪过现象的原始含义不同于合一论。应该结合我国《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来进行真正复合罪过形式的研究。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幻觉与迷”一章法理释读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思想发展第三阶段中最为成熟的作品,尼采本人亦将其称作"第五福音书"。聚焦于该书第三卷,"论幻觉与迷"一章囊括了尼采思想殊为重要的三个方面,即在隐微术背景之下人的"上升"、"复返"、"形变"。本文通过梳理"论幻觉与迷"的内容意涵,管窥尼采思想的总趋势,从而对"上升"、"复返"、"形变"这三个形异而质联的概念形成一些认识。     

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

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核心部分的导论,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背景性阐发的基础上,确立全文的分析框架及参照依据,并概要性地说明相关理论问题的建构以及具体的论证步骤。通过阐明当下的"全球化"实为一种可争辩的过程,从而开放出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以及中国或中国法学参与并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进而主张应当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立法"路径分析

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及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势在必行。纵观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之国家，无不立法先行。在我国，制定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法是逐渐消除二元结构社会保障体制的理性选择。在制定我国城乡“一元化”的社会保障法过程中，应始终贯穿“统筹”思想，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法原则和价值理念，正确处理好社会保障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