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我与规范化执法的距离

知行合一是个哲学的命题。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来的儒者又有了“知在行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合一”的论述。“知”有两层含义：一是学习之“知”，是对前人认识到的已知世界知识的继承，二是认识之“知”，是对未知世界知识的新发现。“行”就是在“知”指导下的活动，“行”不能违背“知”。“知”“行”的关系有两种：一是“知易行难”二是“知难行易”，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知行合一”。我们执法者在执法规则面前，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知”与“行”的关系。     

古代法律如何惩罚盗贼

盗贼这个角色在我们的生活中耳熟能详。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黎叔说他最看不起打劫的，“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为何？因为黎叔是“偷儿”，而“偷”里面可是大有文章的。不管是打劫的，还是“偷儿”，在古代，有一个词概括得好，叫“盗贼”。 盗本是“贼”，贼本是“盗” 在现代汉语词义中，“盗”这种行为通俗地讲就是小偷。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同。严格而言，“盗”和“贼”是指两种不同的行为，古之“盗”多为窃盗之人；古之“贼”，皆谓强盗。在中国古代，经常用“贼”来称呼强盗；“盗”则不同，虽然有时它能够同时指称小偷与强盗两种人，但主要是指前者。古之“盗贼”只是偶尔才会指称盗与贼两种人；今之盗贼则往往既指称小偷，也指称盗贼。     

“打光棍”其实是江湖黑话

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光棍”就是俗称没有老婆的男人。但在江湖上，“光棍”和“打光棍”都是另外的意思了，含义很深。如在明末清初出现的“洪帮”（与“青帮”相对，民国时期，两帮合一又称“青洪帮”）里，“光棍”和“打光棍”都是很有骨气的词汇。“光棍”在洪帮里是“反清复明”。     

有说服力的权力

权力这个东西，自古就很“霸道”。在权力运行的时候，在权力发威的时候，在权力遇到阻力的时候，这种“霸道”的个性，展现得更加充分。源于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权治”才被认为是最“神圣”的权威：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心灵深处，根深蒂固。随着社会的进步，“权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政府“执政为民”、     

四大名著里没用“她”

“他”是第三人称，现代汉语里经常出没，可在古汉语系统里“他”却不是主角。“他”是个形声字，本作“佗”，本义是负担，古代、近代泛指男女及一切事物，现代则用于称代自己和对方以外的男性第三者。此外，“他”还有一个重要义项，是表示指称，相当于“别的”、“其他的”，与“此”相对。     

“魔”与“道”同行

在历史的长河中，“魔”与“道”是旅途的伴侣，更是拉力赛的对手。有时，“魔”在前面领跑，给“道”留下处处难关；有时，“道”在前面带路，给“魔”设下重重障碍。一路走来，“魔”吃了不少苦头，也长了不少本领；“道”费尽了苦心，也练就了一身功夫。到头来，“魔”力劝“道”早日退休，“道”催促“魔”尽快下岗。于是，双方互道一声“辛苦”，然而那声音听起来很有些言不由衷。     

中国人为何讨厌“三”

现实生活中，“小三”、瘪三、张三，都不是好称谓。而在成语中，“三”也倒了霉了，凡“三”和“四”搭配在一起的成语．多是贬义，如“朝三暮四”、“丢三落四”、“三妻四妾”、“推三阻四”等等。     

“80后”离婚：一对80后离婚车轮战

“80后”的婚姻，在法律专家眼里成了“易碎品”。这样的情形，更多地发生在“贫二代”和“富二代”两个人群中——不同的是，“贫二代”在离异时往往相互“推孩子”，“富二代”在散伙时则忙着“保财产”。     

“真假美猴王”的现实版斗法

“替身”在影视剧中是没有任何名分的。对于演员行业来讲，对于是“扮演”还是“替身”的区别非常敏感。因此，为了“替身”之说，两名“孙悟空”在法庭上公开斗法。     

美是道德的象征——康德美学思想探析

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美”是用来沟通感性自然和理性自由的桥梁；康德认为，“美”具有主观普遍性的先验根据，它预设了通向自由的可能性，即“合目的性”，“美”的本质特性即是具有合目的性但不直接见出“目的”。这样，康德为“美”划出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同时通过“合目的性”这一概念使“美”与自然、自由密切联系在一起。康德通过“分析”和“辩证”，论证出“美”是以理性概念为根基的，“美”象征着“道德”。在此，康德美学的根本意图是用“美”的存在指证“道德”这一终极目的，而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把美局限于空洞的形式，其美学命题有着深邃的终极价值的追索     

政声人去后与政声人在时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这副广为传播的楹联，表明要真实考察官员的“政声”，需有一定的时空条件。“政声”，为什么要在“人去后”识别呢？这是因为，当官员在位时，手握支配属下的权力，人们不免心存顾虑，不敢直言评价，往往是“栽花多，挑刺少”，只有当官员离任后，才敢发出真实的声音。至于要在“闲谈中”方能很好地显示“民意”，则是由于“闲谈”是最无拘束的，人们的看法能够得到最自由的表达。     

“慈母”本意伤心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首唐诗可谓是家喻户晓。我们习惯于说“慈母严父”，所以自然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这个“慈”却与“慈祥”无关，“慈母”本来是件伤心往事。     

漫谈“规模化”和“专业化”

“规模化”和“专业化”是近年来我们在探讨律师事业发展时常用的概念，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属不同的考评标准。“规模化”主要是量的标准，“专业化”完全是质的标准，当然“规模化”的量是指达到一定专业水平的量，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数量相加。一个能被业界认可的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规模化”律师事务所，一定是由合理专业分工的多个子系统而构成。可以说“规模化”必须以“专业化”为基础，而“专业化”并不必须依赖“规模化”而存在。“专业化”的形成一般不受事务所规模大小的制约，每一个律师事务所都应追求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     

“庸代表”当戒

“庸官”不好，“庸代表”同样不好。“庸官”败坏着官场风气，“庸代表”则是亵渎着人民的感情。 那么，“庸代表”究竟“庸”在哪里呢？大体讲，“庸”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革元年，中国教育“再出发”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中国又将进入一年一度的“政治季”，各种焦点话题会在这个时候，通过“两会”这个超级平台持续发酵。如果说去年“两会”的一大焦点是“新医改”的话，可以预计，今年“两会”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无疑是“新教改”，有媒体已经将2010年称为“教育改革元年”。     

科长现象：当好“最小的干部最大的兵”

编者按 所谓“科长现象”，当然只是一种借喻，指的是在一些地区和机关。“上头”积极性很高，“下头”冲劲也很足，但是某些中间的管理层，却是“岿然不动”，要么失之冷漠，要么推诿塞责。我们的“科长”们，大多数是负责的，但不同程度存在的“中梗阻”现象却阻碍当前发展，尤其是攻坚克难的一个障碍。上海市嘉定区着手解决“科长现象”，是抓到了当前机关作风、干部作风的一个要害。     

司马迁创造“中国人民”

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城，《诗经》中就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也引申为中原地区、天下之中心等。而“人”与“民”，在先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责者也……民，众萌也。”     

当防“熟人”

一天，上街遇到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志。寒暄中得知，他因私落户口收受贿赂被调出了公安机关，谈及此事颇为后悔。“你本来是个很谨慎的人，干了30多年吃这个亏！”他说：“都是熟人，不好办呀！”其实，在党政机关里，类似因吃“熟人”亏，上“熟人”当，被“熟人”拉下水、犯错误的何止此例。生活在社会上，人与人打交道是免不了的，结交几个“朋友”和“熟人”，也是很正常的，无可厚非。但在办证、办照、办案和执行公务中，在提防“生人”“进攻”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熟人”的“劝降”。因为我们是在代表党和政府执行任务，履行职责，政策…     

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有的人分不清“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知识产权涉外保护”的区别。当提到将“国际保护”列入国际公法范围时，他们认为这是混淆了“公权”与“私权”，认为一国在保护外国人的知识产权时，只能依本国民法（即私法）。事实上，这里讲属于国际公法范围的，指的是一国怎样依照它加入的公约的要求，以“国家”的地位调整其国内法，使之符合公约，从而在其以国内法从事涉外（及不涉外）的保护时，不致违反国际公约。这与“以国内法进行涉外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国际法领域称为“国际公法”的，是真正的国际法，而称为“国际私法”的，则是各国国内的涉外民事诉讼法     

民事裁判中利益衡量的适用

法谚云：“法爱衡平”，“法官心中应常有衡平”。作为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尤其是民事案件裁判中要将利益衡量贯彻始终，在“审”、“调”、“判”过程中，对涉及权利冲突的协调，应充分体现“法”的“公理”精神、“审”的“公正”原则、“调”的“公心”理念、“判”的“公平”结果和“利”的“平衡”保护，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