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治纲领,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宏伟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法治＂。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内涵和对策。     

从“钓鱼执法”案谈我国法治之难

＂钓鱼执法＂案的频频发生对于在法治的道路上蹒跚前进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需要社会中各个不同角色拥有坚定的法律信仰作为其法治的文化基础,法治才有实现的可能。本文针对上海＂钓鱼执法＂案,论述了民众法律信仰的建立对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     

2010年中国法治亮点回眸

2010年是中国法治＂给力＂的一年,是法治进程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出现的一年。用＂给力＂这个流行词形容2010年中国法治进程的主题,也是恰如其分的。立法领域,＂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无疑是值得大书特写的立法成就,中国的立法重心正在由以经济领域立法为重心到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民生立法驶入快车道。     

中国的秩序与变迁——《乡土中国》的诉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旧有的社会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依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指出在提倡建设＂法治国家＂大背景下,我们要在尊重原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推进法治社会的进程,单纯的抛弃旧有传统或是简单的照抄照搬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继承中寻求新的发展。     

浅论法官读书的法治意义

在建设＂法治国家＂与＂学习型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读书既是法官砥砺德性陶冶情操的有效方法,也是获得中国特色法律理念的基本手段;既是培育中国特色法治信仰的必然要求,也是生产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必经之路。因此,法官不仅要＂精益求精＂的审判,还需＂持之以恒＂读书。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     

“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圣经,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战略论纲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生态文明背景预示着资源环境领域将是知识产权战略的一个新的主战场,遗传资源更是其中的重要制高点。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全面、可持续＂三大特性从深层次引领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战略的配置。其中,将传统知识纳入保护视野、规范遗传资源获取与促进惠益分享、注重环境利益与知识产权权益的共生,分别预示着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战略在＂可持续、协调、全面发展＂层面的配置。＂在遗传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基础上,促进文明成果的共生与普惠＂既是法治保障战略的目的,也是生态文明演进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浅议张之洞“民权”观

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中提到＂民权＂一词。虽然其民权以君为臣纲为归结点,但是本文试图从民权的含义、民权与民本的关系来剖析张之洞＂民权＂的内涵,从民权的发展演变以及其应有之意评价张之洞＂民权＂观,结合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儒学的文化传承对清末知识分子的影响论证其合理性与缺点,在此基础上解释我国现实社会民众＂话语权＂缺失的不利后果,并在与＂话语权＂的比较研究解释＂民权＂和我国法治的关系,最后说明民权对我国法治的重要性。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模式变革的契合促动

由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模式向政府与社会互动型法治发展模式转变是当下中国法治变革的基本方向。市民社会的成长发育,既是法治发展所需的条件,也是法治模式变革的基本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与中国法治发展模式变革之间构成的条件式契合关系,不仅能够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良和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中国法治发展具有积极推进作用。同时,社会管理创新在推进中国法治模式变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困境,其对法治发展的推进作用受到诸多因素制约。     

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互动

苏力老师在《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首次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制订法＂与＂民间法＂两者在不时地发生着冲突和亲和,这一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加快了中国法治之发展。＂制定法＂作为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一般行为准则,并不是自人类产生本身就有的,它具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它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代表历史不同阶段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强制性。原始的道德规范成为＂民间法＂的温床,当＂制定法＂刚刚萌芽的时候,＂民间法＂及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便融入其中。＂制定法＂作为道德规范的强制者和协调者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强制力调整着社会关系,使之有着不同于民间法的正式制度。法治的本土资源使法律更人性化,也更便民、利民,＂民间法＂作为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种习惯性行为规范,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司法救济中体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反思法治文化：标准、困境与路径

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政法口号的另类解读

中国是个口号大国,放眼望去,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都有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口号。应当说,一些代表了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口号,比如＂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等等,对于普及社会民主法治意识、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做到"三个要",即要坚持以人为本,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和成果的高度总结,也是对中国未来法治发展方向的精炼概括,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体现了世界法治发展的根本规律,展示了人类治国理政的智慧。     

法治的动力,探索中国进入现代法治的路径

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选择。法治,既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又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依据法治规律所创建的现代治国模式。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依法治国＂目标的引领下,准确把握并努力创造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动力体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治道路,对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法治化至关重要。     

方孝孺“民本法治”思想初探

方孝孺的＂民本法治＂思想是黄宗羲等晚近思想家提出民主法治理念的基础,他结合儒家＂仁政＂理论,主张＂君职＂、＂立法利民＂,这在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当代民主法治建设重要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反思平等原则,捍卫生命尊严——关于“同命不同价”的思考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实践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和谐发展已成为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各种不和谐因素正在逐步的被改进和完善。当然,法律的不断发展也给社会与立法者以新的审视。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同案却不同判的案例,尤其是在同一侵权行为中死亡,受害人因户口不同而获得的死亡赔偿费相差巨大的案例,由此便引发了＂同命不同价＂现象在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刘颂“法治观”分析

《晋书·刑法志》中记载了刘颂关于＂法治＂的观点,本文认为其观点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内容主要是三个层次,是封建社会流行并实践着的制度设计,其形成是封建社会＂任人＂和＂任法＂两种思想融合的结果,刘颂的＂法治观＂为我们揭示了实现法治离不开＂人、法、制度＂三个要素,并足以反驳认为中国古代＂毫无规则＂的观点。     

依法治国与科学发展观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这十年，对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纪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可能不再像十年前那样，集中关注“什么是法治”、“为什么实行法治”之类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我们需要更深层次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以及“怎样建设法治”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