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的治理与利用宗教进行社会治理 ——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对宗教的治理认知

我国社会对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从政治认知到文化认知的转变，还将转变到融合上述两种认知的治理认知。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双层公共事务观，涉及宗教的治理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国家对宗教的直接治理，即把宗教作为治理对象的治理；第二层面是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也就是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即把宗教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而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其中，前一治理层面强调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国家以公共利益原则为依归，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以防范或抑制宗教的消极面；后一治理层面强调宗教（包括宗教组织及信教人员）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权保障下充分利用宗教在心灵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发挥宗教的积极面。同时，以公共利益原则协调双层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论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没有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基层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是最具复杂性的治理场域,需要处理各种治理难题。     

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的实务探讨及优化思路

近年来,各地对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但实践中不同程度存在检察监督缺位、监督滞后、监督范围不明和监督保障机制不足等问题。对此,应在科学界定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边界的基础上,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的双赢多赢共赢理念、以“我管”促“都管”的融入式社会治理理念和问题导向下的法治思维与强基理念。在具体操作层面,应通过制定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工作规定,明确监督范围、监督启动程序、监督方式等内容;完善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工作机制;构建检察监督人员保障机制、被监督对象权利救济机制等,以更好地发挥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的作用。     

论银行公司治理制度的构建

在银行中,利益冲突的范围不同于实体经济中一般的工商企业,但是,一直以来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并没有给予银行中特别的利益冲突以特别关注。美国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表明,有必要调整和改革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功能的社会公益性以及银行中特殊的利益冲突和其它的特点使得在构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时,不能够简单地适用普通公司的治理模式,而要在股权治理、债权治理和监管治理之中寻求平衡。     

行贿意愿差异与大湾区廉政合作治理:基于A市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既是廉政建设区域间合作的挑战,也是机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腐败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贿意愿的差异呈现。因此,了解社会环境对行贿意愿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廉政治理策略,也凸显不同地区之间信息交流和治理合作的重要性。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人们的行贿意愿会有怎样的差异?受到哪些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行贿意愿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廉政合作治理具有什么理论和政策涵义?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2019年在香港与大湾区A城市所作的问卷调查为不同地区相异的社会条件下的行贿意愿差异提供了分析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行贿场景所预示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市民行贿的意愿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受到制度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在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社会条件不尽相同、而经济和社会交往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抑制跨境贿赂是廉政合作治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离退休人员就业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离退休人员成为劳动力市场一支主要力量。但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现行法律制度只是针对初次就业的劳动者,缺乏保护离退休人员就业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使离退休人员就业权受到侵害。因此,我国应构建保护离退休人员就业权的法律制度,使其在公正平等的前提下参与就业竞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浅析

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对国外通行规则的借鉴。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应该理性地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充分理解国外先进法律制度的产生原因和作用原理。本文通过对国外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浅析了不同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并结合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的转变,进而探讨了我国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的方向。     

犯罪治理中的策略配合:基于实证文献的分析

犯罪学的实证研究为犯罪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犯罪治理可从三个层面出发,合理配置资源将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一是通过治理社会而从根本上治理犯罪；二是注重微观的社会建设,给予潜在犯罪者更多的关爱和社会帮助；三是利用反向策略威慑和遏制犯罪.三位一体的策略配合能够以低成本实现犯罪治理的良好效果.     

职业公民代理治理:制度与实践

职业公民代理是伴随公民诉讼代理制度而来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转型期矛盾的多发性,职业公民代理人在劳动、土地等纠纷中的不断涌现,扰乱了正常的法律服务市场,威胁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缺乏国家法的有效规范下,各地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治理规定,但由于没有上位法支持,而饱受批评。考察职业公民代理治理的制度发展及各地实践,探寻我国职业公民代理的合理规制机制,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     

如何依据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在公共管理中,治理与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方式的不同。治理的运用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成为可能,而好的治理-善治又为推行公共服务型政府创造了新的理念。本文通过对治理和善治的认识,谈谈如何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体现善治的理念。     

网络言论失范及其多中心治理

网络言论失范的实质是公民或组织在网络空间的言论超越言论自由限度,违反网络言论规范,并对现实社会造成危害后果.失范网络言论可以区分为不良网络言论和违法网络言论两种类型.网络言论失范的原因涉及法律法规、政府网络治理能力、网络行业自律、网民素养等方面的因素.因此,治理网络言论失范不能依靠单一主体和单一措施,而是需要立法机关、政府部门、自律组织等主体开展多中心治理.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评价网络言论中的作用,提升政府对网络的科学治理能力,明确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依法治网基本原则.对于侵犯私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甚至触犯刑法的网络言论要根据失范程度给予不同处理,对于网络言论失范入罪的法律适用则应慎之又慎.只有贯彻“网络表达以保护与引导为主,惩罚为辅”的多中心治理原则,才能通过治理网络言论失范达到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目的,进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持续有序发展.     

城乡基层协同治理的难题与化解:顺德改革的探索

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完成由"乡"到"城"的治理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中,协同(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各地尝试的模式。顺德"政经分离、政社分离"的"治权"改革也将协同治理(共治)作为了城乡基层治理改革的主要模式,通过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最优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顺德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是其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综合改革的深入,顺德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公共服务能力和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等方面。顺德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取向——基于农民政治参与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参与方式影响着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形成。当下,浙江台州乡镇治理转型的现代探索——民主协商下善治式乡镇政府的本质特征在于,乡镇政府与农民对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它既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同时也使国家与农村社会在乡镇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进而实现了官治与民治的契合共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村治理之路探讨

随着我国城市化大规模推进,广大农村不同程度卷入城市化运动中.然而,我国农村管理制度差不多仍旧停留在八十年代初,主要制度建设仍旧是农村自治法.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不同程度冲击着旧有的农村管理.在现实中,现代都市农村治理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本文主要以一种描述性语言勾画广州A村治理的实际形态,深入洞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管理的内在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最后为建构合理的乡村治理关系提出若干思考.     

非法个体诊所屡禁不止的原因对策思考

近年来,各地个体诊所发展较快,有的地区几呈无序状态。个体诊所中除少数持证执业外,其余均为非法行医者。这当中有各极各类医院的离退休人员、企业医疗机构的下岗医务人员,医学院校的自费毕业生等,特别是一些无学历、无职称、无执业资质的"三无"人员混入其中,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威胁着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非法行医的泛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较多不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各地对医疗市场进行多次清理整顿,集中突击打击非法行医,医疗秩序     

试论冲突中的集体谈判

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我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本文从集体谈判的视角探索了解决冲突的制度路径。即对集体谈判的内涵进行界定,分析我国推行集体谈判制度的现状及推行中遇到的各种约束性条件,对其社会安全阀的本质进行阐释,指出推行该项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