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编者按

正本刊于2013年第4期刊登的"顺德综合改革研究"专栏文章不仅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而且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缘由在于,顺德自2009年以来推行的综合改革不仅开辟了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的方向,而且以实实在在的改革实践呼应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     

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2009年以来顺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

2009年以来,作为广东省地方政府综合改革的试验区,顺德启动了新一波综合改革。从改革的历史来看,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既是20世纪90年代产权改革的逻辑延续,也是回应顺德经济和社会转型现实需要的产物;就改革的驱动力而言,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在于"上下联动、内部激活";在改革的线路上,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从变革治理主体入手逐步扩展到调整治理关系。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创新了地方治理格局,其实质是治权结构的有限重构,其历史定位在于它是"产权改革"与"政权改革"之间的中介,其实践意义不仅在于为顺德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破除体制性障碍和为广东深化改革提供示范样本,更重要是为中国探索了一条从"产权(经济)改革""治权改革"再到"政权(政治)改革"的改革路线。     

“选择式强镇”:顺德简政强镇改革路径研究

2009年以来,顺德推行的简政强镇改革主要包括内部治理机制(强镇)和外部治理机制(简政)两个维度,"强镇"体现在顺德内部治理机制的优化与调整上,主要包括完善行政结构、优化公共权力和提升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强镇"改革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导致了镇(街)行政运行不畅、上下级沟通困难,文章进而细致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即改革者秉持的"选择式强镇"举措。最后系统归纳了"选择式强镇"的形成机理、产生的影响及相应的治理对策,有助于完善中国经济发达镇的治理机制。     

基层自治制度的理论阐述与路径选择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之构建

农村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目前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着监管人员不足、检测能力不强、日常监管缺乏、多头监管效率不佳、监管腐败难以杜绝等问题.要破解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困境,就必须选择多元治理路径,构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包括完善治理主体结构、明晰治理主体权责、建立契约治理为主的新型法律关系三个方面,而确保该多元治理模式顺利实施,还需有日常监督、利益驱动、考评奖惩、信息公开、争端解决五大机制与之配套.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整体治理理论视野下构建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思考

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的新理念对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即：城乡分治与＂城中村＂并存,乡政村治与新型农村治理并存,公共服务错位与缺位并存,宗族治理与民主治理并存。通过促进城乡社会的有机整合与融合,构建聚合多元力量的内生性的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机制,建设农村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四位一体的机制的构建,整体治理农村社区,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转型是构建新型农村社区的必要选择。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整体性治理是为解决由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困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全新公共治理模式,主张通过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多区域多部门的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一种治理方式。研究从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理论的缘起与价值,并就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主要内容,强调了治理的整合性,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实现,和整体性治理机制。整体性治理在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财政预算和大部制改革等方面的现实实践,以期给的政府管理提供参考。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在此进程中,基层治理是最基础性的。通过在预算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实行预算民主,云南省盐津县在2014年实行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不仅在基层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基层民主,而且在基层治理领域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的民主治理模式,使得公共资金的分配更能满足公民的需要,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由于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群众参与预算的实施也极大地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总之,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在基层治理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试点,它不仅对盐津县也对云南省其他地方乃至中国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与运作

中国语境中的网络舆情治理是一套搜集网络民意和干预网络舆论的机制,其核心是在自由表达与风险控制之间保持平衡。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网络舆情治理经历了从以运动式治理为主的模式向协同和综合治理新体系的转变。综合治理体系的运作可以借鉴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由政府单方面的管理模式转向利益相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从而构建政府主导,网络运营商协作,内容服务提供商承担主体责任,网络用户参与的运作模式。但这一模式的有效运作有待于各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与良性互动,因而尚需要更多机制性的安排。     

恶意解封微信号犯罪成因及治理

"微信账号解封"犯罪是近年来高发的新型网络黑灰产犯罪,具有低龄化、组织化、链条化及隐蔽化等特点。"微信账号解封"犯罪为实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从其犯罪成因来看,主要存有利益诱惑高、犯罪成本低、监管难度大、侦查打击难等因素,对其进行治理应采用多元化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法治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治理主张强化部门协同、行业监管及预防宣传;法治治理重视法律适用、层级打击和刑事政策;技术治理强调人才培养、警企合作及技术反制。     

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

在我国进入和谐社会和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面简称《决定》)中重点强调提出要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来深化我国社会当前管理和大城市发展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创新和改革,这不仅仅是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升级,也不单纯沿用西方科学国家社会治理理论和模式,而是我国党政机关深刻剖析当期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问题后的与时俱进和深层次的理论创新深化,三中全会充分表述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目的,也预示了具备鲜明多元化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政策也发生重大转变,其社会治理内容和方法也更加多元丰富.     

专栏：顺德综合改革研究——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2009年以来顺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

2009年以来，作为广东省地方政府综合改革的试验区，顺德启动了新一波综合改革。从改革的历史来看，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既是20世纪90年代产权改革的逻辑延续，也是回应顺德经济和社会转型现实需要的产物；就改革的驱动力而言，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在于“上下联动、内部激活”；在改革的线路上，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从变革治理主体入手逐步扩展到调整治理关系。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创新了地方治理格局，其实质是治权结构的有限重构，其历史定位在于它是“产权改革”与“政权改革”之间的中介，其实践意义不仅在于为顺德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破除体制性障碍和为广东深化改革提供示范样本，更重要是为中国探索了一条从“产权（经济）改革”“治权改革”再到“政权（政治）改革”的改革路线。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基层法治实践探析

基层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阵地和坚强堡垒，在抗疫实战中面临着严峻考验。如何破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基层治理之困，实现基层法治现代化，成为当下行政法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基层治理及法治研究意义的探析，整理、总结基层防疫治理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及法律原因，进而提出加快完善突发应急法律体系、行政下移与多元参与协同并进、构建基层常态化应急防控机制等建议。     

论英国"协同政府"的理念及对中国的启示

"协同政府"是一个在英国学界经常讨论的前沿性治理模式,影响了1997-2010年英国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本文旨在分析"协同政府"治理理念的起源、性质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此理念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