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的批评与反思

伴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备受关注的理论议题之一。但建立在错误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上的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与"危险"。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不可知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单纯依靠刑法是无法化解的。虽然刑法对于预防和降低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风险社会下,"风险"的化解更需整个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的理性配置,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仍应坚持谦抑性。     

风险社会理论引入刑事立法的反思性审视

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等新型风险与前现代社会以及工业社会中的各种风险汇聚在一起,共同筑成风险社会特有的风险图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只包括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不需要刑法应对"、"刑法不应积极应对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型风险"等主张,均是刑法学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误读,不利于刑事立法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正确回应。风险刑法在刑法体系中的应然定位,是对传统刑法的补充而非替代,其适用范围应限于规制新型风险。风险社会中的新型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刑法的规制范围应限于具有导致严重实害结果的高度可能性的新型风险。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行列,在总体上引入风险刑法理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当然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隐忧。因为其既有可能引起刑法理论混乱,还可能导致刑事法治建设事业出现灾难性损失。因此,在引入风险刑法理论时,应当立足中国国情,正视社会风险,理性权衡风险防范、秩序维护和人权保障等各种价值诉求,对风险刑法予以理性定位。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立场

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出发,提出刑法应当成为风险控制工具,主张法益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但是,风险刑法理论自身存在诸多质疑之处。首先,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风险社会"并非真实的社会状态,对于风险的理解也存在误区。其次,风险刑法将风险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立论基础,但是从这两方面并无法推演出风险刑法之主张。再次,预备犯、未遂犯犯罪化以及危险犯的出现并不能反映风险刑法之趋势。最后,风险刑法自身内含与自由保障价值冲突的局限。因此,风险刑法有借"风险社会"之名,扩张刑法范围的嫌疑。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法益变动和社会治理观念变革对刑法的影响,坚守刑法的谦抑立场以回应风险社会的到来。     

风险刑法行为错位论

风险关系为支配性的社会关系的错误定位是风险刑法理论各种"异常"现象的渊薮。风险刑法理论是由一系列前后相连的错位构成的错位链条体系,而风险刑法行为内部结构错位是这一系列错位链条的首端与肇始。以维护风险关系为支配关系的风险刑法理论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颠覆是疯狂的。从刑法的行为结构原理来看,风险刑法理论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其行为结构设计的内部出现了主次完全颠倒式的错位。因此,只要牢牢抓住刑法行为结构原理,就可以一眼识破风险刑法这样反法治的理论。     

互联网金融视野下第三方支付的刑事风险与刑法立场

在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大环境下,第三方支付领域日益发展的同时,亦潜藏着诸多刑事风险,如市场准入环节中非法经营的风险、资金管理环节中资金非法挪用的风险、运行环节中网络洗钱和套现的风险、数据管理环节中个人信息被侵犯的风险.刑事风险的出现凸显出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但刑法过度的介入容易遏制金融创新,因而刑法的介入应秉持刑法谦抑性的立场,遵循二次违法性原理,才能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防范刑事风险.     

风险规制背景下的警察任务——以我国环保警察制度的完善为例

刑法是警察执法办案的主要规范根据,风险规制给刑法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刑法的预防导向显现。在此背景下,环保警察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应该回应法律变迁对警察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关注环境风险防范的目标和动向。风险规制语境下的警察任务应由传统的危害防止扩展至危险预防,明确环保警察制度职能定位,强化警务合作。     

风险规制背景下的警察任务——以我国环保警察制度的完善为例

刑法是警察执法办案的主要规范根据,风险规制给刑法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刑法的预防导向显现。在此背景下,环保警察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应该回应法律变迁对警察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关注环境风险防范的目标和动向。风险规制语境下的警察任务应由传统的危害防止扩展至危险预防,明确环保警察制度职能定位,强化警务合作。     

关系共同体与刑法调控的范围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     

再论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当代价值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根源于秩序本位与自由本位两种刑法价值观的对立,是对立统一关系;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均须全面看待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机能。法益概念的清晰明确性、规范性以及专属性有待商榷,仅具司法论意义的法益无法取代社会危害性。在当前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危害性理论为实现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的转向提供基础和起点,对于立法中犯罪圈适度扩张问题、司法中定罪与量刑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价值。     

醉驾行为的规范理解和情景预防——从犯罪学视角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的情况,运用刑法理论中的危险犯和法益侵害概念并不能有效达至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的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性与风险防治因素,为犯罪学中的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应用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可行的一条新路径。     

公共安全视域下的刑法对策思考

由于非均衡转型导致社会层面的结构性断裂与体制转轨和文化堕距相关的社会失控，这些缺陷在弱化转型期风险控制效果的同时，还放大了各种风险对于社会安全的威胁。面对转型期的高风险，需采取道德、法律等层面的社会规范予以规避和防范。作为保障社会基本秩序的刑法在推动其他部门法进行风险管理的同时，还需发挥自身的作用，为和谐社会下的公共安全提供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屏障．     

自动驾驶技术的刑法规制及其展开

自动驾驶技术的刑法规制,应根据自动化等级的不同,实行分而治之。在责任主体认定上,由于运行支配者与运行利益享有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离,故应采取"谁支配谁负责"的认定方法。而在刑事责任方面,把被容许的风险理论与信赖原则的适用相融合,以风险领域的支配性判定为逻辑起点,将科学技术与刑法理论进行联动,继而判定不同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担与责任归属,无疑是一条妥适的归责进路。     

从弑童案看刑法的社会机能

刑法机能包括本体意义上的规制机能和价值意义上的社会机能。刑法的社会机能即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与规制机能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近来频繁发生的校园惨案凸显了当前我国刑法社会机能不彰的现实。弑童案发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社会非均衡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失范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不能过分依赖刑法的规制机能。当前,鉴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我国法律实践中人权保障不够充分的现实,刑法社会机能的定位应当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并重。     

风险社会视角下环境刑法的理论调适

风险社会理论激发了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忧虑,促使新安全观的形成,安全问题成了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纽带。环境刑法不再完全恪守传统的罪责刑法理论,更加重视环境危险行为,理论调试应成为必然趋势。法益理论首当其冲,环境法益的独立化和前置性保护促使传统的法益侵害说不断融合发展。疫学因果关系理论的谨慎适用填补了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空白地带。严格责任理论的例外适用弥补了传统过错原则的不足,适应风险社会中对环境问题的宏观政策方向。     

论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中庸之道”——以孙斯坦的理性风险观为分析工具

美国学者孙斯坦的理性风险观对于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有很大的启迪意义。按照孙斯坦的风险控制理论讨论刑法介入的时点和力度,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针对当前要求加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的观点,应当强调刑法的谦抑性价值。对于食品安全刑法保护问题上的保守倾向和冒进态度应予以批判。     

刑法的“进”与“退”——风险刑法观与刑法谦抑性之分析

刑法作为防卫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保持其谦抑性,不可贸然主动出击;摈弃传统的重刑主义刑罚观,构建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现代刑法理念在实务界以及理论界获得了普遍的共识。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出多样性复杂化,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风险刑法的概念,即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应适当提前,而不是一味地谦抑、退缩;刑法之"退""进"选择折射出学者们价值理念的不同,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们法治理念的确立以及对于法治的信仰,在此之前,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应当被贯彻与实施。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环境刑法犯罪构成的转型

我国传统环境刑法的规定无法有效地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改良。针对我国目前环境刑法的规制现状,通过分析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转型的理论逻辑,认为对我国环境刑法的犯罪构成重新修正乃是应对风险社会环境刑法问题的关键。据此,我国环境刑法的犯罪构成应为:法益由环境资源保护制度转变为生态环境;犯罪客观形态应规定为抽象危险犯或累积犯;归责原则由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转变为严格责任;责任主体范围应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风险社会下的责任主义

20世纪以来，随着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刑法理论和实践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责任主义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包含着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刑罚价值的制衡。为了防范风险维护公共安全，责任主义需要对两种价值选择进行新的定位。作者从归责上的责任主义，量刑上的责任主义以及团体责任三个方面，分析责任主义在风险社会下可能出现的变化。     

醉酒驾驶的规范理解及情景预防——以犯罪学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有关醉驾的刑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刑法保护法益前移与抽象危险犯的立法精神。面对社会上日益严重的醉酒驾驶情况,运用刑法理论中的危险犯和法益侵害概念并不能有效达至减少风险的发生,确保交通安全的理想效果。超越规范层面的惩罚醉驾的政策性与风险防治因素,为犯罪学中的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提供了可寻的依据。从具体犯罪的预防出发思考减少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机会,应用情境预防理论控制醉驾的发生是一条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