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关系学教研的思考——《国际关系学探索文集》前言

1990年春,我办了离休手续,但“离”而未“休”。因感到身体还健康,不工作的生活我不习惯,因此又接受了返聘五年。后又应邀在外系、外校讲授四年直到2001年才完全退下讲台转向科研,想弥补过去黄金年代耽误了的时间。今年,我已跨过75岁的门槛,进入“夕阳红”的晚年。在我的研究生和女儿们的督促下,为响应“老有所为”的号召,我才下决心编印这本文集。一是纪录我在北大近50年的教学生活中走过的途程,总结最后20年教研工作中的心得与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添上几块铺路石。二是向培养我的党和人民汇报,向教育和帮助过我的老领导、老师和亲友同学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谢忱。     

"9.11"语境下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为塑造新的、至少是改造既有的世界政治秩序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国际关系的实践.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就此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见解和主张,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某些课题似乎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成为9.11语境下的研究热点.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两个基本走向.第一,多数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和以学科研究为主的期刊,并没有对9.11给予特别的关注.第二,由于对权力和权力的道德方面的认识不同,美国与欧洲学者在世界观和国际关系研究理论方法上的分歧不断加深.     

国际关系学不能没有人文底蕴

社会科学研究是否需要人文底蕴,这本来不应该是个问题。然而近来似乎又成为了一个问题。比如就有人发出了“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人文底蕴吗”这样的疑问,不免令人感到讶异。我的看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不仅需要人文底蕴,而且不能没有人文底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同样如此。什么是人文底蕴?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人文底蕴的基本涵义表述为,熟悉人类(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脉络,掌握中外哲学经典的基本内涵,理解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念等。它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又意味着什么呢?在社会科学中轻视人文而产生的弊害,人们已经有过教训了。在当代西方…     

《人权与国际关系》一书出版

人权问题是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提出了强大动力。中国致力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继续增进和保障人权,不仅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也需要人权观念的普及,更需要人权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论是对外斗争、对内教育和国家的法治建设,加强人权问题研究,尤其是对国际事务领域内的人权问题研究,是当前一个重大的紧迫性课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人权研究起步晚,研究力量在整体上来说也比较薄弱,缺乏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人权理论。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人权问题更是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历史学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研究者理解现时代的国际问题;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历史学还具有借鉴功能并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和国际关系的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基础。     

“保护的责任”：国际关系新规范？

自2010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保护的责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一些西方国家藉此倡导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何谓“保护的责任”？它是否会成为国际关系的新规范？本文对此作一粗浅探讨。     

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

网络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一直缺乏系统的经验性研究。近年来兴起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很好地填补了这一不足。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采取结构分析路径,反对类别分析,着眼于行为体间的位置及其相对关系。它不仅在方法上,而且也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议题。本文主要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近几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并对其贡献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     

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正编者按21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呈现出一个停滞的局面,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西方学界,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国际体系的三大要素——实力结     

全球化、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

本文在考察全球化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全球化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内涵及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意义。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并促进其进行相应的变革。全球化的发展与演进,大大地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近况与实践——李滨教授访谈

正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刘毅(以下简称"刘"):国内学界一般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定位?它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元问题"是否存在某些一致性?李滨(以下简称"李"):先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定位。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目标是挑战和批判主流理论,实质上也是挑战国际关系中的实证主义理论,希望用一个在本体上更多元、更具反思意     

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介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产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的是:以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与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霸权之后》(1984)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派在发展中从最初的互相大争论转为了从理论框架到研究层次多方面的趋同。九十年代以来,出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文化多样性问题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讨论文化多样性,旨在说明各国文明的多样性“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文化多样性具有客观性,它对推动人类文化发展、促进世界和谐将发挥重要作用。在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中,要正确认识文化差异与国际冲突的关系,努力推动多样文化间的对话,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作了回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引进、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促进和补充作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较为注重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吸取资源,以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土思想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辩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学科建设自主性意识的提高。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一定的智力贡献。     

“全球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政治经济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概括性和内涵受到不少知识精英的质疑,但从目前来看,它的确构成了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时代特征。面对新的形势,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了新的理论探索。中国高校中的国际政治研究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球化的时代,高校中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时代命题和基础研究两个方面均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国际关系的发展既要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要着力于发掘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还要总结新中国外交的经验历程并加以理论升华。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之路

本文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进程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与分析。分析的重点是美国国际关系学术霸权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美国学术霸权的特征就是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本体论上的经验实在论。首先,我们对于几个版本的建构主义及其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个简要的比较分析,以展示美国学术霸权在建构与重塑国际关系研究主流认同过程中的作用。接着,我们围绕1989年针对学术霸权的起义运动展开论述,这一运动是对于美国学术霸权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的最终反映。这种起义运动可以作为将来建构更加开放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有益借鉴。这对于正在寻求构建一个独立的学术认同的中国学术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关系研究的地区主义视角

新地区主义与地区化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正在成为地区的世界,国际政治也因此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基于此,我们需要用一种新地区主义的视角来展开国际关系的研究,关注地区体系这个国际关系新结构层面的基本特征,通过新的假设和研究方法,探讨地区框架下的国际政治与传统的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所遵循的不同逻辑.作者强调,不重视对地区体系与特征的研究,就无法准确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和平、稳定、秩序与合作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是中国对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理论贡献。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联合国也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精神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相契合;另一方面,广泛代表性与动员能力以及完备的合作机构和机制,也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现实的条件和资源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能够扮演参与者、引领者、共识凝聚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因此,中国与联合国应该通过重塑联合国权威、保持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地位、稳步推进联合国改革、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等途径来推动联合国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于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也应该有所作为,在尊重联合国地位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的优势和平台,与联合国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将是未来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力探析

美国学者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曾明确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人类面临着三个格外严重的威胁：核事故或核战争毁灭世界的威胁,艾滋病大流行的威胁,生态灾难的威胁。这些威胁引出了第四个威胁：解决这些危机的领导力失败。尽管核浩劫、艾滋病和生态灾难都是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很多方面,领导力的失败更紧迫、更危急。     

国家意识的发展逻辑与国际关系——兼论东亚国际关系的未来

一定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意识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国家意识是国际体系建构的一种文化,在现代国家意识向后现代国家意识进化的过程中,国家集体的互动和博弈过程是必要的,单个国家对国家意识转换的能动作用有限。国家意识发展程度在全球不同地区存有差异,东亚国家意识总体上处于现代国家意识发展早期。因此,东亚国家间的互动和博弈是促进东亚国家意识进化、建构东亚整体安全未来的必要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