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讨论不同国际体系的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为建构主义学者探讨国际文化结构如何建构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留下了理论空间。但兴悟的《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不同国际体系的国家相遇时,它们如何定义彼此的身份并按照什么样的方式互动？通过对马嘎尔尼事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思与重构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权力与利益关系,以及两者互动与体系结构的关联。首先盘点国际政治对跨国公司研究的得失,进而提出重构的思路。放宽行为体假设,以二元行为主体作为立论基础,融合国际商学的跨国公司研究成果,借鉴和发展国际政治的理论资源,重点借用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如权力、均势、体系结构等,并且利用相互依赖论的两个概念,研究现实主义范式忽视的对象——跨国公司。在单位层次上,建构三角相互依赖结构分析跨国公司与国家的互动。在体系层次上,将相互依赖融入体系理论的权力逻辑,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如何在特定的领域构建体系,以及体系稳定的原因和变化的根据。     

人工智能与未来十年的国际关系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未来十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世界经济发展层面,人工智能既顺应了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趋势,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也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挑战,非但无法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所引起的问题,甚至会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助推一次破坏程度更大的经济危机产生。在全球武装冲突层面,人工智能虽然暂时不能让全球军事力量对比产生根本变化,但是会在各国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刺激西方国家对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的意愿,加剧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与战争,恐怖袭击与核扩散的风险同样会进一步加大。在国际政治互动层面,人工智能能够大幅提升政府运转效能,使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更为便捷和有效,使国际权力角逐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时,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宣传战也会出现新形式。     

转变中的“强”国家——国家能力的理论逻辑及其演进

本文从梳理国家能力理论的生成、发展脉络出发,指出国家能力理论从早期的对国家自主性的强调,转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视角,进而拓展出关于国家能力的制度基础等议题。本文力图表明,国家能力的实现本质上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自上而下、国家中心的建制进程,而且是通过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若干制度建构,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强化。在此基础上,现有的国家能力研究仍需要回答全球化对国家能力不同层面的影响、政党发展与国家能力的关系等问题。     

略论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探寻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课题。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看重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与利益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则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原理,将国际关系看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本文将文化视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市场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反,与之相比,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只居于次要地位。本文只是对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作一专门讨论而已。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中国国家文化主权及其战略构建

国家文化主权是民族国家在实现国家文化利益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自主的最高权力。由于不同的权力要素在国家文化主权构成中的价值地位不同,国家文化主权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核心—外围"的结构态势。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自主权是构成国家文化主权的核心要素。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意识模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强和国际文化霸权是中国国家文化主权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国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既要有以"安全论"为主导的防御性目标,也要有以"建构论"为主导的积极性目标。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秩序的重建是中国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构建的三个战略要点。     

法治背景下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是法治国家的构成基本单位,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法治国家的全面进步,法治社会的整体发展,良好、完备的制度建设是必要的基础措施,然而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却是不可忽略的推助器。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公民意识以及其对法治的诸多影响,按照法治精神努力塑造、推动公民的法治意识逐步成熟与提高。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西方政党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自1988年美国学者帕特南首先提出外交的“双层博弈”分忻模式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重视研究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不仅关注国际博弈层面各国是如何奉行不同的外交政策而展开互动的，还在国内博弈层面关注一国的外交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国内政治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

随着冷战的结束 ,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新的因素 ,因此仅仅从权力理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去认识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不够的 ,应当考虑“文化因素”。冷战后的世界 ,权力因素依然重要 ,但权力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却有所下降 ,文化的因素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加大。就是说 ,“文化”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文化一般有“整合”和“认同”的功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整合文化、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 ,是国内人们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 ,其力量的凝聚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 ,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整合。因此 ,这使国际关系学者们重新思考世界事务中“文化”和“认同”的理论地位。     

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正编者按21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呈现出一个停滞的局面,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西方学界,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国际体系的三大要素——实力结     

欧洲18世纪均势隐喻的演变与“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形成

权力的平衡是一种公认的隐喻表达,经典力学理论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18世纪的均势隐喻发生了巨大变化,均势隐喻的嬗变既取决于控制相对权力兴衰的军事经济动态,也取决于基于宇宙学之下规则和论述的建构,新的宇宙学建构使得权力政治和均势政策合法化和自然化。这一时期有关国际关系智识的增长和进步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伴随新的国际秩序诞生,这一本体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势的隐喻不仅代表了彼时国际政治的特征,更代表了启蒙运动对科学的信仰,以及在唯物主义自然哲学下人类对自己控制世界和未来的信念。     

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是对语言比较关注的一个流派。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语言被认为具有建构性、结构性,主要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语言的表述形成话语,话语建构知识和常识,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就国际关系而言,后结构主义主要从表象政治入手,关注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身份和政策在话语中相互建构,相互调整。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国家安全方面,"我"的身份通常被表象为受到"他"的身份的威胁。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研究身份的表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的理解,也为我们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了启示。     

古代中国体系的基本单位、结构及其特征

古代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政治实体组成的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内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多种政治实体，包括中央王国、独立的诸侯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实体等。这些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华夏体系、华夷体系和天下体系等子系统。古代中国体系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不同，是一种以王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体系；古代中国体系强调政治权威的重要性，观念分配对体系的稳定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全球转型看中美俄关系与欧亚秩序构建

欧亚区域秩序、中美俄博弈和全球转型三者紧密纠缠在一起,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发展进程.全球转型指的是在经济科技推动下,以制度、观念和力量对比变化为基础,国际秩序、关键国家的体制与发展态势以及国家间关系在相互紧密关联中所发生的总体性变化.中美俄博弈,是世纪之交全球转型进入新阶段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大国间互动.欧亚区域秩序构建虽远未成形,却聚合着全球转型与大国博弈之间的张力,透露着未来全球转型的若干重要信息.     

关于国际政治研究中三个基础性问题的思考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国际政治研究逐渐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中分离,呈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与趋势,以至于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成为两个独立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畴。考察国际政治的研究缘起与价值取向,可以认为,国际政治的研究与政治学的研究在学科范式、价值取向、关系模式等方面是相互通约的,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分野。甚而至于,国际政治研究需要以政治学的知识基础与价值基础为依托。因此,有必要明确政治学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关系。遵从政治学研究构筑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蓝图并付诸实践,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设计优良的组织和制度,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的价值取向。统筹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关系格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利益交织,从研究范式的转换把握国内、国际政治互动中的路径变迁。这无论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还是国际政治的研究,都是值得重视的。     

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深植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互动的研究取得了迅速发展。在理性主义框架内,学者们将国内政治谨慎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在保证理论简洁和严谨的同时,也促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理解。本文分析了研究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互动的难题所在,讨论了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线索,并总结了90年代以来理性主义框架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如何界定当前的国际体系?这一体系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哪些影响?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些都是中国学术界和外交界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文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单极体系,在所有国际体系中,单极体系对崛起国家构成的挑战最大;作为崛起国家,中国有必要客观认识自身的处境,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单极体系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     

国际文化的建构与中国崛起的影响

国际文化(或称共有观念)对国家外向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动中形成的共有观念及其建构的利益;崛起的中国的角色身份,不是由内在属性决定的,而是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确定的。推动国际文化向更高阶段发展,是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根本路径。但这不是中国单方面能够做得到的,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