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动员及其在中国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运动———强制式动员模式在完成国家集体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更是将这一模式运用到极致。改革后,政治动员开始向常态和制度化的政策动员转化,群众运动式的动员开始向运动式治理,强制式动员开始向诱导式动员,运动剧场的营造式动员开始向政策宣传与理论学习转化。     

政策执行的组织视角

如何解决政策执行失败问题一直是困扰学者和实践者的难题,在众多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中,组织变量应该成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政策的实施者,不仅组织成员构成、组织结构等都对政策执行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政策本身的特点也对组织如何实施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体制认证到交叉认证：全面脱贫视域下的国家认证能力

项目制推动国家治理朝着科学化、精细化与专业化方向的转型,要求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精准扶贫对社会人、财、物、行、事等信息的真实性与规范性要求,是检视国家认证能力的窗口。科层制常规治理存在的责任推诿、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体制惰性,会造成精准扶贫政策基层实践中的行政应付、数字扶贫和个体谋利等问题。这说明单向度自上而下的体制认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认证,都将带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而通过运动式治理的体制动员和社会动员,地方政府整合了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建立起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这一模式因为组织结构的重塑、识别机制的升级与监督体制的完善,实现了精准扶贫的精准化治理。     

组织分析视角下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组织分析视角强调组织内部要素、组织间互动及政策网络对政策执行偏差的关键作用。组织内部分析注重组织因素对政策执行影响的重要性,组织间互动分析强调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的互动过程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政策网络分析注重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论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为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以执行网络为基础,以协作性治理为补充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创新成为新趋势。但是网络化管理和协作性治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从中性的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政策执行的手段性功能,相对忽视了这种方法创新本身的合理性。为了克服工具主义的片面性,需要自觉认识公共政策执行网络及协作性治理作为模式创新的合理性。     

中心工作下沉:基层治理结构的重组及后果北大核心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资源、任务与监督密集向基层社会强力输送。为了回应基层治理的需求,基层政府出现了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与中心工作制相比,中心工作下沉中的权力配置、组织结构、动员机制与考评机制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其结果是从科层动员机制发展成为科层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复合机制。基层政府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展现了新时代以来基层政府面对组织任务与组织资源张力情况下的主动调适与机制创新。基层政府希冀通过动员和整合乡村资源来回应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完成国家渗透的任务。然而,中心工作下沉也导致了基层形式主义的意外后果,出现“忙而不动”式执行空转、“甩锅”式任务与责任转移、“重完成轻质量”式信息汲取扭曲。     

从补缺式模式到定制式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战略转型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补缺式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本形态,有效地填补了政府的缺位,为民众适时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在政府逐渐履行其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后,非营利组织在这些领域的角色越来越弱化,需要有一个角色的战略性转型和功能的全新提升,相应的,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渐从补缺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走向定制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方向,其目标就是建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联盟这一理想模式。这种战略性联盟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新体制,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升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通过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方式提升政府回应性水平,进而形成一种战略性联盟,并在此基础上,以深化流程再造方式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服务质量。     

成都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起点与制度保障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直接相关,成都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与成都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成都为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积极成果。     

中国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现状——以河南省Y县为例

农村基层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晰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特点构建研究框架,利用河南省Y县实际调查数据,从岗位设置、人员配备、基础功能、社会信任和支持、政治基础等方面,综合分析评估人口净流出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发现:"制度异化""行政失序"问题较为明显,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下滑,突发事件处理与矛盾冲突化解水平不足,社会公共信任衰减、动员能力弱化。据此,从制度供给、队伍优化、监督治理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应急管理的基本手段,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有利于危机的化解。目前,我国应急管理中政策执行存在缺乏强有力的执行组织、社会参与不足、执行手段单一、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建立高效统一的政策执行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整合执行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执行手段、加强执行问责,以促进政府应急管理中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政府动员型城镇化政策的内输入问题研究

中国的城镇化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动员型政策，强制推进。这种政策模式的合法性又取决于政府内输入机制和公民认同聚合的有效性。政府内输入机制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公民的因素，而内输入机制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削弱了政策的公共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政府必须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改善政府行为，建立多方参与的政策网络。     

政策效力递减现象

厦门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生庄垂生撰文分析了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这种现象。认为 :政策效力递减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不仅降低了党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 ,不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而且妨害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效力递减就是指在一定的政策时间和空间界限内 ,政策在执行之初是有效的 ,但随着政策执行的推进 ,其效力逐渐减少 ,最终变得无效。形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 :政策供给和政策需求的矛盾 ,这个矛盾又是由政策本身客观具有的局限性和政策问题的不断变化构成的。第二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和角色冲突 ,具…     

推进社会组织工作精细化

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形成共治合力,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会组织工作方面,要向前迈进"三大步",推进社会组织工作精细化。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权力运行模式分析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是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等周期性活动为载体,以吸引个体或组织参与为导向,以构建有序的道德社会、提升社会整体精神文明水平为目的的新政治动员形式。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发展阶段,权力运行的模式大相径庭。在萌发阶段,扶持的权力运行模式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自发创新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但这一模式只会产生“零星效应”。在成长阶段,公共权力积极介入创建过程,使第一阶段的创建成果快速扩散,同时形成垄断荣誉资源分配的审批模式,创建陷入“权力悖论”。基于对以上两种权力运行模式的利弊分析,并依循创建规律,在变革阶段,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应转向善治的权力运行模式,实现主体结构从“政府主导→政府与社会合作”、分配导向从“平衡原则→质量优先,兼顾平衡”、执行过程从“动员式→法治式”、沟通方式从“聚联式→回应式”的转型,形成深化创建、政府与社会双赢的格局。     

论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及其发展路径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西方非营利组织产生于市场、政府失灵,并基于"部门失灵"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制衡、对抗、合作关系,然而中国非营利组织是部门体制内部派生,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于政府。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沿着强控关系—依赖式合作—竞争式合作的发展路径循序渐进。     

公立医院何以响应医保监管？——基于G省L市S医院的案例分析

公立医院如何在医保监管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医疗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基于新制度理论，运用“制度环境—组织合法性—行为响应”的分析框架对L市某三甲公立医院展开个案分析，聚焦医保监管与医院响应行为以及二者之间交互关系的研究，发现面对我国医保监管不断深化，公立医院积极响应监管，其监管行为包括执行政策与规范管理、对接内部绩效考核体系、传导问责压力、推进智能化与信息化管理等，不同响应行为背后是公立医院行政导向、专业导向及市场导向之间的互动交叠。具体而言，公立医院政策执行和费用控制的响应行为更注重对行政导向和专业导向合法性的认同；服务效率与医疗质量提升的响应行为更倾向对专业导向和市场导向合法性的追求。公立医院多重导向的交叠会导致医保监管政策的执行与医疗技术发展、医疗质量提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和冲突，但仍然从不同维度体现了医疗服务的公益性。     

一致还是冲突：对公共政策理性预设与价值选择的思考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定向中发挥其分析功能,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的冲突性,决定了政策系统中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并非如应然的有序、一致和形成普遍的共识,政策分析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