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阈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基于全国调查数据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但过渡性群体的身份使其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其中,身心状况更具特殊性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健康形势更趋严峻。基于全国的调查数据,运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发现,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够增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应高度重视普遍信任、互惠公平、公民参与以及关系网络在提升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心健康方面的作用,增强其社会资本的性别均衡性。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的多元分化及其差异性特征——基于东南沿海四地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朱宇和林李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东南沿海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225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决策的多元分化以及多元流迁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展开分析。文章有如下发现:其一,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愿望强烈"的"刻板印象"不同,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并非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选择;其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定居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三,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化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三个亚群体;其四,"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低的重要原因;其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流迁意愿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网络民粹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影响探析

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现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民粹主义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和延伸,网络民粹主义对逐渐热衷于在网络世界表达情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意识、"主人翁"意识、民主监督意识、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意识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由于披着网络外衣的民粹主义仍无法遮盖其与生俱来的非理性、反权威性、极端民主性、群体极化性、话语霸权性等固有属性,所以它在不同程度上也干扰、消解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而政治认同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政治制度甚至国家政权的看法和态度,因此,从网络民粹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影响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社会学视角与预防措施——以深圳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为例

用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自杀理论结合当今社会实际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是由于社会整合力包括经济整合力、组织整合力、文化整合力、利益整合力、政治整合力不强。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从多方面努力预防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文化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有归属感;改善企业管理,提升组织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释放心理压力;提升劳工权益,增强经济整合力,减轻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完善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提升利益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社会的公正;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升政治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表达自身的诉求。     

"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今农民工队伍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与他们“有工就打”的前辈有着不同的目的与动机。当今“民工荒”实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民工荒”,它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的务工环境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根据在厦门湖里工业区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倦怠水平和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厦门市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职业倦怠,但是职业倦怠三个维度的程度有所差异,情感衰竭最严重,去人性化次之,低个人成就感相对较轻。另外,三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性别、务农经历、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社会网络、机械化的工作特征和上级支持是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返乡农民工群体社会保护需求的代际差异与社会因应——基于福建省三个山区市480位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代际分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保护需求上存在一定代际差异,动态、准确、灵活地把握其需求位序与需求结构的异质性对提升农民工社会政策的针对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政策要在侧重保障老一代返乡农民工生活的同时积极扶持新生代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创新培训形式,加大对新生代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群体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基于代际差异考量积极提升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各项发展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面临着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不稳定的就业环境、缺乏市民社会的认同以及住宅等问题。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市民权;建立长效就业服务体系,给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增强人文关怀,让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尊严融入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城市的保障房服务体系,解决其"居者无其屋"的难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其对城镇化的适应能力。     

社会政策视阈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一个分析的框架

现行社会政策体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基于准入制的梯度“户籍化城市化”路径与基于居住证制的梯度“常住化城市化”路径共同构成了不同“定居意愿”、“定居条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梯度双轨制路径”.为促进该群体城市融入,应通过积极的理念重构、政策创新、主体培育与规范决策,在强化政策执行的同时调整建构出更加系统、科学,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     

政府应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正>新生代农民工已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政府应重视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今日之农民工已非昔日之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拥有"市民梦"。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达1个多亿,占农民工的60%以上。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及其破解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追求城市生活的动机更为强烈,目前正处于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边缘化境地,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为了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相关部门要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教育和培训、实现"回流式"市民化等方面下工夫。     

两代农民工差异之比较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和乡镇企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第一代和新生代两代不同的农民工群体。两代农民工群体在思想观念、外出动机、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性,对其进行分析比较,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民工群体的健康发展。     

技能就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

正据统计,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量的50.5%,已成长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用工上也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由"用工荒"变成了"技工荒",技能就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体面劳动"的首要选择。一、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就业现状从知识构成上来讲,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文化教育水平远远高于老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机会公平与增进

农民工的产生在特定时期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是农民工体制阻滞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导致和强化了农民工问题。藉此,"新生代"或"第二代"农民工提出发展机会诉求,它契合了正义要求,欲维护被损害的社会公平。国家和社会应切实保障和增进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围绕积极市民化或支持回乡创业等多种途径,帮助他们共享时代出彩之机会。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地位的理论思考

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经济地位.当前,这一群体己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在城乡经济发展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并且逐步成为拉动内需的一股新锐力量,是推进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当然,在社会经济体制、就业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等方面还存在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地位提升的不利因素.为此,要积极推进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关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加强劳动权益保护,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加强教育培训,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活跃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却难以实现从"民工"到"产业工人"城市职业融入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更多实现职业融入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但仍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困扰。只有构建一个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突破重围的多元支撑体系,依靠政府引导、与企业的互动、主体自身的努力、工会的积极协调、社会的充分包容等五种合力的共同作用,才能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职业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探讨

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年龄和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并且更加容易适应和接纳城市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就会比较平稳顺利,因为与城市当地的年轻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等方面又都处于相对劣势状态。随着未来城     

社会阶层流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探析——以社会阶层流动角度探析

农民工问题是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在党中央的文件中首次提出,引起了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诸如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与父辈大不相同。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而要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就需要保证畅通的社会阶层流动,这就需要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阶层流动机制。本文试结合社会阶层理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的诱发机制与社会防控研究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在行为人和行为方式上呈现较明显的特点。户籍制度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的诱发因素之一,劳动力市场、社会服务、人际关系变化等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犯罪会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渐进式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分配体系,拓展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及加强文化和法律教育,完善立法、提供必要的司法保护,可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