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认定之多重变量因素探讨——以“合同”的界定为视角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诈骗罪,源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之争。因此,有必要深刻剖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本质,基于该本质特征,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范围、对象及效力,探讨影响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多重变量因素,为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正确适用奠定基础。     

合同诈骗罪疑难问题研析

合同诈骗罪作为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热点和难点.对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合同诈骗罪中担保刑事责任之厘清等疑难问题作深入探讨,有助于实践中准确对此罪的把握和认定.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对于案件的定性具有重大影响,理论界及实务界对此也有多种观点,莫衷一是.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只能产生于签订合同前(包括合同签订时),行为人签订合同前(包括合同签订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行为人签订合同后、财物交付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应认定为诈骗罪;行为人签订合同及财物交付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应认定为侵占罪.     

合同效力认定的若干问题

在实践中,合同效力的认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很多合同纠纷的处理都要从对合同效力进行认定开始,甚至有一些合同纠纷的处理就是以对合同效力所做的妥当认定来作为终结的。从我国《合同法》第三章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来看,得到明确认可的合同的效力类型至少有这么几种：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订之前 ,司法实践中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 ,都是以诈骗罪定罪处理的。刑法修订之后 ,利用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 ,则被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罪名 ,即合同诈编罪。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在《合同法》颁布前后 ,其内涵和处延并不完全相同。那么 ,认定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 ,是以刑法修订前所存在的《经济合同法》等的规定为依据 ,还是以刑法修订后所颁布的《合同法》的规定为根据 ,其范围到底应如何界分 ?目前 ,刑法理论上尚未明确决定。本文在区别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构成特征的基础上 ,着重对此进行了探索 ,同时也论述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在法条竞合情况下的法律适用原则。     

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被犯罪行为人利用,以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它是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是以财产为内容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合同的外延包括大部分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口头形式等非书面形式合同也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行政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犯罪目的之分析与认定

新刑法第224条将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独立化为合同诈骗罪,以强化对此类严重干扰经济秩序和破坏经济有序发展环境犯罪行为的刑罚惩治力度.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正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与正常合同纠纷的界限,新刑法在法条用语上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定格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关于合同诈骗罪此一犯罪目的的客观表现及其分析认定,目前在理论界甚少研讨,作者试对此做出分析.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分析

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此“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上之规定 ,应联系主客观方面加以认定 ,以此来区别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故意仅指直接故意 ,不包括间接故意     

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的理解与认定

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与经济合同纠纷往往难以区别,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理解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是合同诈骗罪的唯一主观要件,以及运用证据如何来证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等,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有关案例来对以上的问题做出探讨。希望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解释能早日出台,指导实际工作。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罪间界定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利用合同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罪与罪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司法实践的正确认定。本文从罪与罪的角度，即合同诈骗罪与侵占罪、非法经营罪的界定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制度

违约责任是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具有相对性、约定性 ,是一种财产责任。违约行为的形态 ,从合同履行情况的角度分类 ,可分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和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 ;从违约行为发生的时间上分类 ,可分为届期违约和预期违约。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 ,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辅的原则。     

迈向性别正义的社会契约:夫妻财产契约——从契约的身份及其缔约能力说起

契约作为男女两性关系调节的一种模式,体现了性别正义的两性平等观.夫妻财产契约力求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解决两性在婚前、婚后甚至婚姻解除时的财产权利义务,尊重了两性间的人格尊严,体现了性别关怀的旨要.通过对财产契约的身份、缔约能力的考察,以期实现契约正义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变,从而达到两性间的实质正义.     

承揽合同四论

区别承揽合同与劳动合同,首先看当事人双方的约定,无约定时看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遵循交易习惯;无习惯可循的,按照承揽合同处理。我国现行法对于次承揽合同设有若干限制,对于不规则承揽也予以了承认。关于工作成果所有权的归属,应当区分类型加以确定,不宜整齐划一。     

试论合同履行的原则

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的当事人按照合同完成约定的义务，如交付货物、提供服务、支付报酬或价款、完成工作、保守秘密等。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所以要磋商和订立合同，以自己的某种具有价值的东西去与别人交换，无非是期望能获得更大的价值，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目的的能否实现，完全有赖于双方订立的合同能否真正得以履行。如果仅仅是订阅了合同而没有实行履行合同，那么不但为争取签约的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而且还可能招致经济上和信誉上的严重损失。因此，履行合同铁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环节，关系到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也使履行问题成为合同法实践中最容易出现争议的问题。     

论财产保险合同的转让——兼评我国新《保险法》第49条

现代社会中,财产流转十分频繁。财产保险作为流转安全之保障,如果不能随财产及时流转,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保险合同具有特殊性,故其不仅应符合一般合同的要求,还应受到保险法中特殊规则的约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保险利益原则。保险标的转让是否能引起保险合同的当然转让,各国及地区保险法中主要有＂属人主义＂、＂从物主义＂以及＂折中主义＂三种立法例。我国新《保险法》兼顾了＂属人主义＂与＂从物主义＂,能较好地平衡保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     

射幸合同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射幸合同在我国生活中日益增多 ,但我国学界及实务界对此尚未加以应有的重视。文章在借鉴外国相关立法的基础上 ,对射幸合同的概念 ,特征及适应我国国情的射幸合同种类立法提出了相关建议。     

要物合同的意义探源

要物合同在罗马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近现代民法理论因以合同客体区分各种合同,弃它不用了.但即使它现在不再以法律制度的面貌出现,其类型仍大部分保留在了近代以来的民法典之中,且与前述理论所主张的合意是合同的唯一构成要件形成悖反.为理解近现代理论为何还保留具体的要物合同,最好回到其源头求得其真意.     

电子合同中的法律问题探析

随着网络的发展,一种新型的交易方式———电子商务日益多见并逐渐普及。这种交易方式的法律表现形态,通常是通过电子合同完成的,而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形式,由于法律规制及法律实践等多方面的原因,引发了诸如交易形式、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方面的法律困扰,对其进行必要的探讨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谈合同中撤销权的行使

撤销权是债权的扩张 ,是一种实体权 ,其行使应依据债务人是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还是以明显不合理的底价转让财产的不同情况 ,确定其有效成立要件。     

论劳务合同的类型

劳务合同以雇佣合同、委托合同和承揽合同为三种基础类型,三种合同的区分具有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的双重意义,区分的标准自罗马法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合同法》上,三者的区分标准虽明确,但尚不足以解决问题,对于模糊领域中的某具体合同的类型归属,需研究其不同类型归属的法律效果,依据价值评判以最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