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视阈下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动机、模式与治理——一个文献分析的框架

地方政府官员是我国国家权力结构的微观基础,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对整个政治与行政体系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梳理"政府官员行为"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遵循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官员各类行为及其发生机理进行解释。在科层制的政府组织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人利益和组织特性构建行为决策的成本收益函数,权、利、名构成我国政府官员收益函数基本内容,而来自组织约束和社会压力的各类风险成本则构成其成本函数的基本内容。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激励、经济激励、行政控制与法律规范以及伦理约束等动力机制的激励与约束下,会根据自身成本和收益偏好做出均衡选择,并形成正式行为、非正式行为和异化行为三种行为模式。实现对官员异化行为的治理,需要回溯其发生机理,进一步完善官员考核与晋升机制、构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容的经济激励机制、健全政府组织权责分配体系与行为规范机制以及重视政府官员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分析——基于晋升锦标赛的理论视角

晋升锦标赛制度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而,晋升锦标赛的激励导向与公共财政的合理支出结构之间有内在矛盾。由于与官员晋升指标的弱相关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长期低于社会需求水平,降低了社会福利。因此,必须通过一些措施、机制等,降低晋升锦标赛的强激励,促进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政府创新能带来官员晋升吗?——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1-2015)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创新驱动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但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官员的行为特征已经从"邀功"逐步转向"避责"。在此背景下,在"晋升锦标赛"中政府创新是否能够带来官员晋升?本文以2001至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地级城市为样本,构建了经济绩效、官员特质和地方政府创新多维度的官员晋升解释框架。在此框架下,通过数据分析表明,经济绩效、官员特质依然对官员晋升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地方政府创新对地级市官员晋升的影响则呈现阶段性变化,无法发挥持续性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市长与市委书记晋升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文章的贡献在于,考察地方政府创新与官员晋升的关系,从政绩驱动视角深化了对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不足和官员晋升逻辑的认识和理解。     

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基于文献的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既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激励。基于现有文献从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两个维度梳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地方官员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模型及其优化

经济学家将中国特色的地方官员强激励模式命名为"政治锦标赛",强调各地基于发展速度的相对绩效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政官员的晋升.但经验研究表明,单一的竞速晋升模型在学理层面解释力不足,在实践层面弊端明显."双轨制"的技巧类竞赛模型可能更加适合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只要对现有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进行适度调整,就可以将竞速类...     

官员晋升博弈的一个综合分析

晋升牵动官员核心利益,为谋取晋升,官员与掌握晋升权的上级之间经常演现理性序贯博弈。上级交替运用常规管理和非常规管理,官员对应采取正式谈判博弈、非正式谈判博弈与"准退出"博弈三种策略选择。正式谈判对于官员实现晋升效率往往不高,或者官员较难掌控;非正式谈判败坏党纪国法,亦有损官员间晋升公平,"准退出"选择则会架空上级政策意图,或造成官员反生产行为。新常态下为将官员激励搞对,进一步激发官员引领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于中央或上级立场需要相应采取措施:规引正式谈判,抵制非正式谈判,以及抑止"准退出"选择。     

地方利益冲突、地方保护主义与政策选择分析

地方利益是以地方政府官员、地方企业与本地居民为主体形成的共生型集团利益,涉及到地区产业发展、区域市场进入与竞争、公共资源与投资分配等多个方面;地方利益冲突与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利益主体围绕产业、市场、公共资源与投资利益竞争的结果,政绩显示与政治晋升作为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基本目标。受其他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协调地方利益冲突与统筹区域发展的职责。     

中国高投资率的制度根源——基于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分析框架

以晋升锦标赛作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特定的制度与高投资率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政府强势和经济人假定条件下,中国式分权改革所提供的晋升激励远远强于财政激励,官员会为升迁作出所有的努力;而官员要获得升迁,就必须在确保不被一票否决的前提下进行GDP竞争;由于地方利益的博弈,决定了地方GDP竞争不会是消费的竞争,只会是投资的竞争,从而导致中国畸高的投资率。     

论契约视角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律规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合同兼具行政性和契约性,体现了公法和私法的相互融合。契约理论对于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主体、内容、目的、请求权基础等规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尊重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守信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在公共服务外包合同中的价值。我国立法和司法在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规制中,应当注意契约理论对政府行政优益权的控制意义,在合同形式选择、平等自由观念、违约责任承担等方式回归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契约本质。     

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激励机制的优化

地方政府的竞争实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主要由竞争标的和评判准则两个要素组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主要表现为官员晋升锦标赛,它使地方政府获取了为增长而竞争的强大动力,但同时也使地方政府为了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环境的保护、民生的改善等,因而需要对既有的地方政府竞争激励机制进行优化,一是优化竞争标的的设置,二是优化评判准则的设置。这样,地方政府竞争就不再是仅仅起到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更为切实、广泛地产生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民生改善的正面效应。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邻近效应及其治理研究

通过运用我国地方政府1995年—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支出的反应,可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存在明显的邻近效应。这要求我们在中央政府层面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力度、把公共服务"嵌入"到经济发展当中;在地方政府层面,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纵向与横向约束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展开竞争、实现政策学习的良性效果。     

重构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目前,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和矛盾: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分工不明确,不规范;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和"大而全、小而全"的独立体制,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够重视;现行分税制造成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央对地方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政绩考核机制不科学,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范围;规范中央对地方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以"公共服务+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和公共服务问责制。     

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激励策略探讨

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减少政府的支出,我国也在积极的尝试公务服务的外包,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提高了供应公共服务的效率。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相当多的无效费用的支出,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不完全合约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如何激励服务提供商成为目前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的热门问题。     

重申的理由与困顿的根源:中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分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重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推动优良国家治理的现实要求,也是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或区域治理和其他合作事业的大布局。此前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非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方政治层面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存在差序化格局,这种差序化格局的形成与中央提出的宏阔指导性理念存在较大模糊性和解释弹性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干部晋升考核制度的导向性作用有关。因此设置与地方官员晋升密切相关的细致且可操作的考核指标,规制中央"模糊式表达"是设计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技术的可能进路。     

现实选择与理性诉求:地方政府自身利益的实践逻辑

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地方政府通过追求任期内政绩工程来实现官员的个人利益,通过机构扩张和预算最大化来实现机构利益,通过获取辖区财政资源来实现辖区共容利益。这种利益的实现是地方政府基于外在监督和内在收益而做出的现实选择。在外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政府行为的异化和扭曲,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理。     

投资驱动、土地依赖与地方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2003—2010)

寻找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因素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财政社会学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恶化了地方治理;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则是源于官员政绩考核与上世纪经济分权改革的制度设计。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在晋升激励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则恶化了地方治理,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投资则进一步"锁定"上述逻辑链条。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有着重要启示。     

双转型、可信承诺与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供给必须对双转型中的社会断裂与失衡作出相应的制度调整和重建,基于可信承诺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应该是:改革属地化管理的行政逐级发包制度,规范中央—地方政府责任;建立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绩考核机制;延长地方官员任期。     

外部约束与内在激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持续性的双重逻辑——以A市社区购买社工服务为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常规化方式且仍在持续推进,但其何以持续的内在逻辑尚未得到系统阐释。基于国家改革背景与地方实践经验分析,可以发现政策层面的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刚性约束,社会层面的公共服务需求刚性上涨及其与机构编制刚性收缩之间的供需矛盾加剧等,构成了政府持续购买公共服务的外部压力;而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财政扩权为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扩编之外的目标达成、利益实现的新出口,在"能力-绩效"激励、变相的"曲线养人"激励等层面,构成了政府持续购买公共服务的内生动力。这一双重逻辑的揭示为更加立体地认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已有举措、潜在偏差、未来方向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政策启发,并丰富了对其中政社关系样态、基层政府激励以及基层政府放权-扩权张力等问题的客观解释。     

县级政府领导人履历对其晋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119个县党政“一把手”的研究

以往关于官员晋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政府领导层面,形成了影响晋升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论,而对县级政府正职领导晋升的关注和研究却凤毛麟角。本研究聚焦于县级政府的党政"一把手",从微观层面探究其个人履历对晋升的影响,通过搜集广东省119个县(含县级市、区)的县委书记、县长的履历,运用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模型和二分类logistic模型探讨影响县级正职领导晋升和晋升速度的个人履历。研究发现,毕业于重点院校、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担任秘书的县级官员更容易获得晋升,同时,秘书工作经历以及年龄会影响其晋升速度。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偏好解析——以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为例

参照传统研究的逻辑无法解释地方政府对同属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行政管理和教育支出“厚此薄彼”的现实.基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直接利益归属的不同,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并非都存在追求职位晋升唯一目标,经济绩效也并非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唯一因素,社会网络资源对其晋升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总体效应是抑制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力度,而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而且行政人员规模的增长在刺激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同时,对教育支出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