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失衡与平衡

日益频发的环境事故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失衡的现状,包括环境监管体制不健全,传统政绩考核观的局限,环保问责制度流于形式,环境保护基本制度没有得到根本落实以及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欠缺,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不够导致了我国环境监管的失衡等等.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体制,实行环保政绩考核,加强对政府第一责任人的问责,建立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及落实环保基本法律制度等是完善我国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职责的重要途径.     

央地关系与政府机构改革——基于中国地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从央地关系的视角认为政策执行偏差主要来自于纵向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偏好。论文聚焦于影响地方政府开展机构改革速度的因素,基于对2013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革进度的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分析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是否依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按时完成改革,对改革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明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研究发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多的特定政策领域的负面事件、较低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早的上一轮改革完成时间、周围城市较早的完成和省级改革的较早完成有助于当地加快改革进度,也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从性。基于此,论文认为我国当前中央通过人事、财政等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基本情况没有变化,但是地方自身偏好成为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偏差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积极保持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的努力也会影响到机构改革的速度。     

制度摩擦何以影响中国预算变迁? ——基于1992—2019年的中国预算变迁数据的实证研究

【问题】间断-均衡预算理论通过美国、欧洲等不同国家的联邦、州与地方政府的预算变迁得到检验,该理论对于中国政策过程和预算过程的适用性如何?制度摩擦假设是否能解释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政治周期是否为替代性假设?【方法】论文通过利用1992—2019年的全国、中央和地方预决算数据,利用正态性检验、L-K值等计算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预决算变迁的间断性情况。除此之外,论文还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间断性的影响。【发现】研究发现中国预算变迁遵循间断性逻辑,制度摩擦也是导致间断性差异的重要变量,其中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作为制度摩擦的代理变量对中央政府预算间断性的影响更为显著。为了检验间断性的政治周期替代性假设,通过比较党代会周期和中央领导人更替周期的间断性,发现政治周期对预算变迁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贡献】中国的预算变迁为间断-均衡预算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这进一步证明了“一般间断假设”和“公共预算的一般经验法则”,从而为理论的外部有效性提供了更多证据。而制度摩擦和政治周期假设的检验为中国预算变迁的间断性提供了更明确的解释。     

浅析婴幼儿食品监管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目前我国婴幼儿食品安全状况堪忧，暴露了政府监管的不足，文章从现行立法、监管机构、和问责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完善现行立法、建立统一的监管组织和建立独立的问责机构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对策。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与法制的反思与重构

我们国家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能不让我们对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法制情况进行反思。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暴露出分段监管环节不突出和协调不畅的弊端,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也存在较多缺陷。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建构新的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与法制。     

绩效反馈如何影响政府绩效?——问责压力的调节作用

从绩效反馈角度探究绩效提升是绩效管理研究的一项新兴命题,而构建绩效差距对基层政府绩效的完整影响机制是亟待探索的问题。绩效反馈理论认为绩效差距影响绩效水平,而该研究试图探究上级问责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的政策背景,该研究收集了2019年16个区333个街乡镇分数和排名等数据,实证检验市、区两级问责压力对绩效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上级问责压力会调节绩效差距对绩效水平的作用,且市、区两级问责压力的调节效应不同。区级问责压力调节社会绩效差距对绩效水平的影响,增强正向绩效差距的正向影响,减弱负向绩效差距的负向影响。市级问责压力对正向历史绩效差距的影响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深化了对绩效差距影响绩效水平的机制的理解,为加强政府绩效管理与提高基层治理绩效提供了政策建议。     

论政府监管权规范运行的制度完善--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政府对食品安全领域实施有效监管。政府监管权力的独立性并不能完全保证监管行为的公正性,特别是监管者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监管权力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肯定政府监管有助于抑制市场失灵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扩张、滥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必须在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激励监管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以保证食品安全领域政府监管权力的规范运行。     

论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创新

我国《食品安全法》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有若干制度创新,目前监管合作比监管分工更具挑战性与艰巨性,因而应废除各类商品免检制度。政府官员的问责机制不能取代国家对受害消费者的赔偿责任。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树立发展与规范并重、公平与效率兼顾、监管与服务相统一、监管与维权的理念。     

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协调职责难以到位,部门间监管界限还不够清晰,监管体制尚未理顺,基层监管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检验检测体系尚未健全,抽检经费得不到落实。应完善食品安全综合监督协调机构,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挂靠政府办公厅（室）,明确各部门监管界限责任,充实一线执法力量,整合检验检测力量,完善技术支撑网络,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经费投入和食品风险分析评估防范体系建设,不断创新监管模式,完善食品监管的长效机制,落实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     

当前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实践问题研究与分析

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给中国食品的信誉蒙上了阴影。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断颁布实施,各部门不断增加食品安全监管力量,但从监管效果上看,目前仍未摆脱食品安全严峻形势。我们有必要对当前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实践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通过法律手段更好地解决食品安全在监管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论我国“分税制”的宪法性质

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财税分权体制,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目标并未实现,改革的结果演化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分工,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宪政国家意义的地方自治制度这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与组成部分政府）财税分权的制度基础。或许具有高度地方自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作为实现我国未来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税分权目标的制度前提。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研究:上海的实践

食品安全已成为目前全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为了预防食品安全事故,上海市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近几年来作了调整与发展。但是,目前的监管体制仍存在多头执法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为此,需要深入剖析上海市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现状,借鉴国外监管体制的经验,寻找适合上海市探索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渐进式改革路径。     

论《食品安全法》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影响

近几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本文探讨新《食品安全法》出台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在监管体制、食品安全标准、免检制度、监管行为等几个方面的变化以及尚存在的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带来的挑战与启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向世人宣告了风险社会的到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文明的产物,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风险社会理论在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等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启示：理性对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差异,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体系,探索食品安全风险的复合治理方式。     

中央地方权力配置与地方立法

本文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地方权力配置的发展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正在从中央高度集权向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过渡,与此相适应,我们也改革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立法体制,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立法体制。文章根据调查所得,对地方立法中关于地方立法的从属性与自主性;“不相抵触”与积极主动立法;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等几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证。     

强激励效应扩张:科层组织注意力分配与中国城市市政支出的“上下”竞争(1999—2010)

科层组织任务间竞争关系是国家治理结构失衡背后的科学问题。基于中国城市“逢雨必涝”的现象,从组织注意力分配的角度,对287个地级以上城市1999—2010年市政路桥和排水支出“上下”竞争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科层组织绩效易测任务对不易测任务的争夺是权威体制下强激励效应扩张的结果。首先,权威体制背景下,强激励通过相对绩效和短期政绩信号两个机制塑造了这一竞争关系。其次,除了直接效应外,强激励还存在扩张效应——既构成(沟通系统集权化改革、本领域及其他领域组织任务注意力争夺等)强化这一争夺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也造成了(监督方行政控制、代理方机构设置及外部事件央媒问责等)防止这一争夺的因素的失效。这一发现对现有组织理论及国家治理结构调整实践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问题及对策

“食为民天”,食品安全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监管机构是整个监管体系的运行载体,监管机构的设置直接影响着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发挥与完善。本文从建立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组织机构的角度出发,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体制弊病,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组织机构的相关建议。     

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政府责任

一国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职责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是世界各国所必须要研究解决的关乎基本人权的重大问题。本文从政府监管与食品安全两方面分析入手,通过对不同政府机关权力和其职能的分析,指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重要落脚点是完善立法与加强执法这两个重要环节。通过对食品安全立法中应该确立的立法宗旨与基本原则的论述,提出了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责任的制度以及措施,从而保证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责任的落实,进而维护食品生产经营和销售的正常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对我国电信行业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电信行业发展迅猛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电信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和投资、恶性竞争、电信消费不透明、客户满意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本文认为电信监管体制不健全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理清电信监管的基本概念和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回顾了世界其他国家电信监管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完善电信监管机构的问责制、建立融合性电信政府监管体制、建立健全的社会监督与行业自律机制等改革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主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