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永久禁令——以新的视野审视“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美国法院就永久禁令特别适用的是“一般规则”,即对有效专利的侵权事实一旦确立,法院几乎“自动地”签发永久禁令。美国最高法院在eBay案件中认为这种特殊的禁令规则并不合理,重新确立了传统禁令适用的“四要素检验标准”,使永久禁令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的签发比以往要严格许多。为建立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专利法制度,我国专利诉讼中侵权民事责任的适用也应有其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和实际需要,尤其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即便专利侵权主张成立,法院仍可以判决不支持专利权人要求停止侵权的诉讼主张,而要求侵权行为人赔偿已经实施的行为及将要继续实施行为给专利权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法规制 ——理论争议、实践难题与法律对策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出现,使专利法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理论层面,鉴于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的缺失,无论是以洛克劳动学说和黑格尔人格学说为代表的“自然权利论”,还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创新激励论”,都无法为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保护正当性提供充分的理论证成。实践层面,由于相关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法规制中,则存在着在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失灵问题、获得专利保护后的权责分配问题以及进入公有领域后的风险控制问题等一系列实践难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引入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发明人”的制度设计、创立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标准、构建人工智能生成专利技术的权责分配规则、设置人工智能生成现有技术的风险防范机制等法律对策,消除理论争议并化解实践难题,以此实现专利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有效规制。     

方法专利分离式侵权判定研究

方法专利因由一系列步骤组成而更易遭受分离式侵权的侵害.由于分离式侵权的行为主体包含多人、实施地包含多管辖区,不仅难以适用专利法上的“全面覆盖”原则,而且传统的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理论同样不敷使用.不过,美国BMC案提出的“指示或者控制”标准为方法专利分离式侵权判定提供了借鉴.运用“指示或者控制”标准是当前我国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规制方法专利分离式侵权的一个可行选择.     

外观设计专利确权与侵权中同一产品类别的确认依据

作为专利法保护的客体之一,外观设计专利不同于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法实施细则第3条第2款对外观设计的定义为:“专利法所称的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专利法第59条第2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上述法律条款不仅规定了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对象与保护范围,还表明外观设计专利确权与侵权的判断标准有其特殊性。进一步而言,是指外观设计专利在撤销、复审以及侵权判定程序中都应以     

传统知识专利化的保护途径探析

传统知识是现代技术进步发展的财富源泉。为避免传统知识被发达国家不当利用,我国已开始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上寻求传统知识的一席之地。对传统知识提供专利保护也是我国第三次专利法修改的重点内容。本文从传统知识与现代专利制度之间的兼容与冲突出发,分析传统知识专利化的可行性,并提出对现行专利"三性"的实质标准提出修改建议,为传统知识的专利法保护寻找实现的途径。     

美国专利侵权永久禁令制度及其启示

有观点认为美国的专利侵权永久禁令等同于我国的停止侵权,因此,有必要在美国专利法框架内,对永久禁令分别从法理、立法、司法角度进行深入考察,认清其特质.永久禁令是在案件经过审理后作出判决时给予胜诉方的一种救济,不同于初步禁令、临时限制令.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最高法院通过eBay案,强调永久禁令的衡平法救济性质,应适用“四要素检验标准”.我国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停止侵权民事责任不同于美国永久禁令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后者的有益之处,突破“当然适用论”,构建起停止侵权责任的灵活适用规则,遏制“专利渔翁”,破解“反公地悲剧”.     

我国专利间接侵权的困境及立法建议

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适应经济生活的客观需求,我国应对专利间接侵权做出明确规定,而不宜适用共同侵权规则。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法,对间接侵权应该有一个抽象概括的规定,以使专利法等法律规定的间接侵权有一个上位法的依据。而且,专利法对专利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也应做出详细规定,以区别于专利直接侵权和专利共同侵权。     

专利间接侵权与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专利间接侵权包括诱导、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他人专利;为他人实施或者准备实施侵权行为提供条件。如果间接行为与直接行为并发,可直接依照《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定。如果间接行为单独存在,尚处于侵权的准备状态,完全可以按照专利侵权判定规则,依照《专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确定的“全面覆盖原则”来判定。因此,现有法律框架足以解决专利间接侵权问题,我国目前不宜将准备行为定性为专利侵权。     

侵害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行为的司法规制——以裁判路径、侵权判定规则、法律适用为视角

因多主体实施的方法专利的执行主体具有特殊性、实施过程呈现多样性,现行规定、传统的专利侵权判定规则已无法覆盖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涉及该类方法专利的各种侵权形态。故引入共同侵权理论,同时对“单一主体全面覆盖原则”之“单一主体”作扩大解释——包含基于同一技术标准或者方法专利的技术方案形成的实施方法专利的“专用设备组合”,该组合的数个生产者构成修正的单一主体。将数个主体分别实施部分方法专利技术方案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在满足全面覆盖原则的情况下,认定数个主体构成共同直接侵权。针对单一主体部分实施方法专利(不完全实施方法专利)、单一主体帮助侵权等特殊侵权形态,应该选择共同直接侵权的裁判路径予以规制。     

再论假冒专利罪

引 言我国《专利法》对专利侵权行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的侵权行为、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以及冒充专利行为作了严格区分。由于不少专利涉及复杂的技术背景,并且专利的权利范围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办案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对专利侵权案件的管辖作了严格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专利侵权的一审案件由省会城市所     

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法:问题、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最为尖端的科技成果,对于专利法的挑战是全方面的,既包括人工智能技术本体的专利法律保护、人工智能发明成果的专利法律规制,还涉及人工智能应用工具的专利法律影响问题。造成上述难题的原因包括人工智能的复合性技术结构、人工智能法律客体的本质属性以及人工智能的超强运算能力等人工智能基本特质。为此,应通过优化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专利保护模式、开展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的专利法律规制、创设人工智能应用工具的专利实践指引等措施,实现对人工智能时代专利法律问题的有效应对。     

新技术对专利实质条件制度的影响及其评价

专利实质条件为发明创造获取专利保护的准入条件。受新技术的影响 ,专利实质条件趋向宽松 ,可专利保护主题范围不断扩大。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 ,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框架内 ,我国应对新技术领域内的专利申请 ,严格各项专利实质条件的标准 ,防止专利保护门槛的降低 ,并积极参加有关国际条约的制订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智”变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人类的现在和未来

这是一个眨眨眼睛都会变了模样的纷繁世界;这是一个不断快速更新的庞大系统;这是一个超越传统的"智"变时代。不经意间,曾经只出现于科幻电影里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已经开始在我们身边普及。去餐厅吃饭,你可能会遇到一位机器人服务员为你上菜;坐地铁,你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快速购票及安检;驾车外出,你可以体验自动驾驶的便捷;去医院就医,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的诊断精确度可以秒杀医学专家。     

技术网络化背景下的专利侵权判定——以云计算技术专利权为视角

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网络化趋势对专利侵权判定规则及其适用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化技术实施过程中的分离式侵权行为和跨境侵权行为均难以根据现有规则被认定为专利保护范围,并由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方法专利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也难以在网络化技术专利侵权诉讼中为权利人带来有效的救济。专利权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法律障碍在制度设计时未能有效预见和应对,导致维权难度较传统技术领域显著增大。因此,必须克服专利侵权判定中的形式主义,以实质性侵权作为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价值取向,以期克服由于网络化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利益平衡格局遭到破坏的状况,实现专利制度的价值和目标。     

专利侵权不停止的司法可能及其实现

按照传统民法程式化处置模式,停止侵害是侵权案件必然的司法后果.但如果将这一模式直接引至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过程,则可能发现其中的非必然性.基于科学技术的公共性特质,法院更有可能倾向于在司法过程中促成专利交易,即专利侵权不停止.传统模式的突破,无论从理论解释还是专利实践上均能获致支持.以优化技术资源的市场配置为立场,可以获得“容忍限度论”及“责任规则说”的诠释；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专利侵权不停止业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司法裁断,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仰赖于专利权自身的横向权利结构和对技术目标的诠释.     

Settlement during patent litigation trials.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r Germany

Settlement in patent litigation suits is a frequently observed phenomenon. Even though parties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achieving an agreement at the first negotiation round they often reach one during trial. Game theoretic models suggest that additional or differently evaluated information may trigger settlement after a first bargaining roun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ettlement decisions in patent infringement suits for Germany. Based on a data set of 824 patents involved in infringement suits in Germany during 1993 and 1995 I find leg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strict Courts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ttlement rates during trial. The results also reveal it is only in later stages of the trial that invalidity suits as a means of defens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bability of settlement. Prior opposition to the litigated patent, however, alway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settlement probability. Contrary to results for the US the adoption of the prevailing or not at the first instance has no effect on the settlement decision at the second instance.

我国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制度研究

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作为我国专利法上一项新生的侵权抗辩事由,在实施中尚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通过追溯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的起源和发展,考察主要国家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制度的具体内容,分析了我国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在实施中将面临的困惑,并从适用范围、专利补偿期限、专利链接制度三方面入手,对我国医药发明专利试验例外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以期能充分实现专利药物制造商与仿制药物制造商、药物制造商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授益行政行为与专利权保护研究

依据专利法等特定法律,专利制度通过授予发明人对发明享有的独占权来保护、鼓励发明创造,进而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完整意义上的专利权保护,除事后的侵权救济和违法惩处之外,还应该涵盖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到其获得专利权后将之市场化应用于社会生产等阶段,确保创新主体顺利获得专利权并实施或转让其专利技术,也即专利权的事前保护。授益行政行为在专利权的事前保护方面可以起到注重提供事后救济的负担性行政行为以及司法措施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我国现行专利权保护体系在授益行政行为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本文针对这些缺失,就几类典型的授益行政行为,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