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价值论思想初探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笛卡尔哲学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上帝和灵魂问题的思考,再是道德哲学作为完美果实的出现,最后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论证。和学界的一般理解不同,本文认为笛卡尔哲学的中心问题并非是知识的确定性原则,超越的价值论维度才是笛卡尔知识之树所要表达的重心所在。正是在价值论的向度当中,笛卡尔哲学彰显了其整全性意蕴、理论旨归和现代意义。     

心灵哲学视域下的心身问题研究

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下介绍和讨论心灵哲学的种种问题,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意识问题的解释,也不同于当代西方哲学对心灵哲学的解释,而是在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下处理心灵问题,将三种不同的资源建设性交锋交融,为进一步探讨心灵哲学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黑格尔身体观探赜——兼驳“客观唯心主义”误读

黑格尔哲学长期被贴着"客观唯心主义"标签,此标签化理路常将黑格尔身体观归至柏拉图、笛卡尔所代表的唯心主义阵营,误把黑格尔式身体还原为与心灵相对的实体;且囿于"无人身的理性"的定论,后继学者较少研究黑格尔自由观的身体思想。从身体视角来看,黑格尔认为身体具有生命能动性,在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肯定身体的意义;其身体思想主要继承亚里士多德身体观内容,是非柏拉图主义的。与笛卡尔实体二元论不同,黑格尔指明身心具有内在目的关系,"身心共同体"在生命中辩证发展,身体在"习惯"中彰显"主体化"潜能。结合所有权及主奴辩证法的身体思想来看,黑格尔在法哲学上强调身体自由与意志自由在生命中是有机统一的,且需植根于相互承认。     

笛卡尔思想中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笛卡尔著名的"乌尔姆三梦"表明,在其思想开端,信仰从神秘主义角度奠定了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其哲学中,笛卡尔则通过思辨理性的理智直观,得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奠定其形而上学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以数学为典范,在其形而下学中给出经验理性的原则。于是,在笛卡尔思想中,信仰所导向的目的论与理性导向的机械论形成一个紧张的关系。     

论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中的理性与上帝的关系

本文以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为依据,首先简要分析了笛卡尔的六个沉思的内容和结构,其次探讨笛卡尔哲学中的理性与上帝,提出了崇高的理性和两面的上帝的概念,最后论述两者之关系即理性来源于上帝和上帝屈从于理性.     

“三个世界”理论与庄子逍遥游透视

西方传统哲学长期以主客式思维为主导,在此思维方式之下,人们纵然竭力寻求人的自由,但终因无法摆脱物质世界的限制而难以真正落实;而中国哲学长期以主客不对立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为主导,在此思维方式之下,人通过求诸心灵而实现了有限人生的无限即自由。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庄子的逍遥游体现的正是这种差别。     

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述评

卡尔·波普是英国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一一波普的科学哲学、社会政治哲学在西方是比较有影响的。他在六十年代研究本体论问题时,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除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既非物质又非精神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又叫作“世界3”。这一理论一提出,就在西方引起了激烈争论。后来,这一理论又传播到其他一些国家,近年传入我国。     

波普的历史哲学述评

艾赛亚·贝尔林在其卡尔·马克思传记中曾说过,波普的历史哲学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的最谨慎、然而最慑人的批判”。与西方其他资产阶级学者相比,波普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作了更为公开的攻击。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许多错误观点,不能说与波普思想的影响没有关系。波普对唯物史观的攻击集中体现在其《历史决     

胡塞尔的先验还原方法批判

胡塞尔在后期哲学生涯中十分重视先验还原。先验还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存在置于“括号”之中,二是回到意向活动的始初。笛卡尔通过方法论的怀疑达到了抽象的“我思”。在笛卡尔那里,怀疑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怀疑而达到不可怀     

科学方法论的精华——江天骥主编的《科学哲学名著选读》介绍

<正>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内外引起了极大的研究和学习兴趣。波普、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相继被介绍进来,他们的一部分重要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同时,中国在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哲学界的注意。但是,由于除少数专家外,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起步较晚,翻译和介绍有限,还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这使很多人形成了对科学哲学的错误看法,有人以为他所了解的即是全部科学哲学、不知道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因而忽略了多许重要问题,甚至以误传误。造成不良后果。江天骥教授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哲学名著选读》将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     

“侨务”与“侨民”的词义辨析

在国内外学术界,侨务与侨民等词的使用虽然很广泛,但在我国,其定义与我国侨务工作的实践有着较大的落差。我国现有的侨务工作对象远远超出了现有侨务概念所界定的华侨、归侨和侨眷等范畴,也超出了现有侨民概念所包含的华侨范畴,因而与我国侨务工作的实践产生冲突,我们也无法据此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侨务是针对侨民有关的工作。但侨民的概念必须重新界定清楚,它不能仅仅只包括保留祖籍国国籍的人,也要包括那些虽然放弃祖籍国国籍但依然与其祖籍国保持密切联系的人。     

"5·31"讲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升华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的贯彻"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的重要论断,是继"七一"重要讲话以来,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概括,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升华.     

“时尚的重要性”?——消费文化、婚外包养与都市女性的“尊严经济”

文章借鉴消费的社会情感意义的理论视角,考察处于婚外包养关系中的城市女性的经历与体验,分析她们的亲密关系选择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通过深描城市女性进入、维系(以及计划离开)包养关系的过程与策略,文章剖析了她们对时尚消费和亲密感情追求中的矛盾和冲突,并进一步阐释了消费文化、本土性别观念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对现代都市女性身份认同和社会归属的影响。     

监狱队伍建设中“主观方面”与“客体”对接关系初探

监狱民警队伍建设作为典型的"社会性行为",它同样是由"主体、主观方面、行为客体(客体)、行为客观方面"等四个要件所构成的行为。其中,"主观方面"与"客体"的对接关系(一般包括"到位、缺位、错位与越位"等四种关系)如何,对行为成败有重要影响。为切实促进监狱民警队伍建设的有效性,从实践看,努力克服具体措施推行中普遍存在的"缺位、错位与越位"等不良现象十分重要。     

“本”“末”之间:明清鲁中乡村士人的谋生之道——以《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等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乡民的生计基本上以农耕为主,间或也有其他补充。乡村士人们居住于乡村,与普通乡民有相似之处,同时因其具备了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在诸多方面又与普通乡民有很大不同。其谋生之道既具有普通乡民的特点,即重视农耕等"本"业,也从事经商、放贷等"末"业;同时,其谋生之技较之普通乡民又相对丰富,如可以教书谋生,亦可凭借身份结交官府以牟利,甚至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步入仕途。"本""末"具有双重意思:其一,"本"是指与传统社会所提倡的耕、读有关的本业,而"末"则指经商、放贷等其他行业;其二,"本"指本分的收入来源,既包括耕读,也包括经商等合法行业,而"末"则指不道德的、非法的收入,如在正当行业中通过尔虞我诈、勒索敲诈所得,以及出外做官时的贪污与搜刮。总体而言,明清鲁中士人的谋生之道游移于"本""末"之间,但在形式上更重视以耕读为代表的"本",即使"以末致财"也往往会"以本守之"。     

街头“牛皮癣”防治进路考探

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小广告问题都较为严峻,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和社会秩序,有的甚至成为了违法犯罪的载体。文章以安徽省内部分城市户外小广告调研为基础,首先分析户外小广告发展的五种新趋势,然后从主体责任意识、利益足、管理缺位、法制缺陷等方面分析非法小广告猖獗的原由,最后结合国外或国内部分城市整治经验有针对性的提出依法治理的思路。     

胡塞尔“意向性”:“审美无区分”的现象学思想基础

伽达默尔的"审美无区分"概念的思想基础,来自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中的意识与被意指物之间的不可区分的特征,从根源上深入到了审美意识的抽象及"审美区分"思想形成的原因,构成了伽达默尔"审美无区分"对"审美区分"思想批判的基础。在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基础上,伽达默尔的"审美无区分"思想认为,审美意识本身并不是纯粹的,是不能从人类的意识整体中区分开来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对象是不能分离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对象之间是同一的关系。因此,审美判断的纯粹性只是先验的设定,非审美要素是在审美判断时无法回避的。所以对艺术的理解,审美是内核,但不是唯一。     

“毒豆芽”案件的证据学分析

何谓"毒豆芽"案件?简而言之,就是部分芽农因在豆芽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添加剂,而被判了刑。然而,该案件存在很大争议,随着两高"叫停豆芽案",争议越来越大。那么,争议究竟是什么?豆芽又是否有毒?芽农依法应否判刑?可以从证据学的角度对该案件加以分析,找出争议背后真正的问题所在。     

论“审判中心主义”建构下的侦查应对

"审判中心主义"诉讼制度的确立,必然会对侦查工作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公安侦查部门必须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新常态的挑战,转变观念,理解、接受、掌握"审判中心主义"思想,摈弃侦破工作中存在的旧习,积极适应"审判中心主义"的各种设计,并在其指导下努力实现侦查能力的实质性提升,最终确立以"打赢诉讼"为目标的全新侦查价值。同时,通过法院、法官对审判权的行使塑造侦查品质,构建侦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