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左，农村向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样本

如今．不少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返乡“安巢”。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开始如同“候鸟”一般飞往城市。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也首次正式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武汉市两代农民工的调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在融入城市进程中既具有自身的优势,也具有农民工惯有的认知障碍。消除居住分离,搭建社区交流平台,取消“农民工”身份称谓,加强群际接触,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措施。     

农民工：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农民工，一个被确认了的新称谓，一个特殊却又和亿万家庭紧密相联的群体。他们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进城，有利于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城乡社会结构，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同时增加农民收入。但在农民工身上曾一度存在和发生着侵犯其合法权益、在就业方面受不合理限制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将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     

观点

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政策导向和制度构建，无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划差别化保重点。民政部：促进农民工融入社区1月4日，民政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     

依托试点项目 创新社会管理 构筑幸福向阳——天津市滨海新区向阳街道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工作尝试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突飞猛进。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劳动者队伍也在发生着划时代的改变。先是两亿多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接着又是人数近亿的80后、90后农民工成为了当代农民工的主体，给劳动者大军增添了巨量的新鲜血液，也给我们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全新的课题。这些具有着青年和农民工双重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怀揣着“城市梦”，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扎根城市开创一片新的发展空间。而如何更好的帮助青年农民工尽快地融入城市，天津滨海新区向阳街道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尝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论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

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尴尬境遇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农民”意义的称谓认知性偏差。从宏观的角度,存在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即认知固化、体制禁锢、乡土记忆、城市体验。因此．只有把农民工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农民工“市民权”的问题．即事实性的城市归属与适融问题．而不是简单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给予某些临时措施性关怀．农民工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观点

且慢给“农民工”更名最近,有人建议取消“农民工”这个称谓,此事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北京青年报》就此登载文章指出,目前看来,保留“农民工”这个称谓,有助于为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提供扶助与关爱。设立“农民工”的求职专场,降低“农民工”的求职成本,建造廉租的“农民工”宿舍,开办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开通平价的“农民工”医疗通道,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援助……直到春运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各种便利服务,无不需要“农民工”这个称谓作引领;尤其是各类媒体专门为农民工     

从“生存的满足”到“生活的要求”：代际变迁中的农民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农民工主体也逐渐由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向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转换。由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两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政策环境、用工需求形势、个人社会期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使得“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就业具有很强的以能在城市生存为满足的特质，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是以生活的要求来选择在城市务工就业。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称谓的变化

编辑同志： 我最近看了一些不同时期出版的关于党的历史的书籍，其中关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称谓很多，比如有称“总书记”的，有称“中央主席”的。请问，这些职务称谓是怎样变化的，能否作一个介绍？ 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裘玉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关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曾有过多次变化。 党的“一大”称最高领导人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二大”、“三大”通过的党章则明确称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党章改称为总书记，“五大”、“六大”也这样称呼。这期间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１９３１年６月被捕叛变）、陈绍…     

用什么名称取代“农民工”？

确实，很多人看到了“农民工”这个称谓背后的歧视。可是，这种歧视本身是一种权利歧视，而不仅仅是语言的歧视。要改变权利的歧视远远不是给农民工改个名字这么简单。有人或许认为，改变农民下的处境，保障农民工的权利，不妨先从改称谓开始。但是，不先解决权利歧视的问题，不先让农民工和市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存在，     

农民工的子女教育观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工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城市现代思想观念的冲击，子女教育观作为农民工思想观念的重要分支系统，在城市现代观念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此，我们从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价值取向、评价侧重、子女教育的有效方式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农民工形成科学的子女教育观的措施。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与路径选择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表明，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是我国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发展。     

新生代犯罪农民工再社会化探索——以广东F监狱为例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出现，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难以融入城市，且处于城市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本研究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入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     

“同志”贵在“志同”

时下，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常常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一些领导对下面的人称自己为“老板”，甚至称“头儿”也习以为常，听之任之。而“同志”这一称谓却被这些“时髦”的称呼取代了。党内称谓上的变化，实质上反映了我们一些干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这是党性观念弱化的表现。称谓“父母官”与“老板”，颠倒了党内外相互间的关系，不仅使党内同志关系变为“主仆关系”。“雇主与员工”关系，助长干部权力意识，影响党内团结；而且，无形中使党组织与人民群众有了一道鸿沟，淡化了党群“鱼水”关系，脱离了群众基础，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危害…     

关注:从农民工看国家未来

曾读到一个叫阿星的农民工悲剧的文章,在我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打工青年阿星被工厂辞退,薪水欠发,怒杀主管。在此之前,他曾在同乡的“砍手党”团伙做饭三年,但却从未参与作案;而“砍手党”则是曾发生在广州与深圳的以砍手的残忍手段实施抢劫的一伙罪犯,他们和阿星一样,是一群来自广西的一个叫温江村的农村青年。在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农村青年怎么了?为什么据说在家都是好人的他们,到了城市却如此行事呢?阿星,农民工,确切地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幼年时期就都外出打工了;如今他们也来到了城市,所以说他们应该是“第二…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

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重要转向。农民工消费研究大致有农民工不倾向在城市消费和农民工积极在城市消费两种观点，不同的观点反映的是农民工对于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城乡态度的矛盾性，他们愿意定居城市，但也不排斥返回农村。这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有部分的解释力。本文最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     

“炎黄子孙”称谓的历史演变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而“炎黄子孙”作为一个独立用语，却有其形成、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有关资料的梳理，我们发现“炎黄子孙”一语大致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而每个历史时期的意义却又有异同。通过对“炎黄子孙”一语演变过程及其意义、内涵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炎黄子孙”称谓的内涵，而且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一定的意义。     

日本化解“农民工”转型的经验

《世界新闻报》3月9日刊发蒋丰的文章说。1955年-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日本用20年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     

农民工的“残缺民主”

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阶层，既没有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造成了“残缺民主”，严重影响我国民主政治的范围和质量。现有观点认为通过制度创新为外出农民工参与村民自治创造条件或通过制度及政策创新为外出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自治创造条件，但却都缺乏可行性条件，而建立农民工组织是解决残缺民主的可行办法。     

话题·焦点

12月25日，河南省中牟县举行“有技能、守规矩、受欢迎、做贡献”优秀新型合同工人表彰大会。将“农民工”这一称谓，改为“新型合同工人”，中牟县这一举动引起舆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