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与立法选择

我国行政法典的法律规范体系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定位：其一，“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还是“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加部门行政法律规范”？行政法典宜选择仅对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其四，“传统行政法律规范为主”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     

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的考察

行政证明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长期被视为，甚至仅仅被视为一种“行政证据”,把它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研究尚付阙如。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材料固然属于“行政证据”范畴，但当这种材料由行政机关提供并予证明相对人某种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时，它又成为了一种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文将“行政证明”作为一种“特殊行政行为”,研讨了它的行为性质、可诉性及其诉讼特点。这一努力有助于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落实，明确行政证明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改变人民法院对行政证明行为“半推半就”的受理态度，以及促进行政法理论，特别是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和成熟。     

论行政裁判中的请求权方法

我国当下行政裁判实践中,主要存在“行政行为分析方法”与“行政法律关系分析方法”这两种方法。民法上成熟而严谨的“请求权方法”可以引入行政裁判,通过行政法上“公法权利之甄别”、“请求权基础之检索”和“公法限制之审查”等步骤予以适用。当下的行政裁判上请求权分析方法还存在“规范缺失”、“视野偏狭”等问题,需要与传统的行政行为分析方法相对接,并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等考量因素,使其充实并完善。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     

试论行政公诉

目前行政公诉还只是一个学理概念，并非法律用语。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把原告限定为“合法权益遭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     

利用网络平台深化政务公开

福建省福州市积极探索利用网络平台深化政务公开，近5年来，依托“中国福州”门户网站，在全省率先建立了集网上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中介诚信管理和行政监察于一体的“福州市行政权力阳光运行平台”，全面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实现了“三个拓展”，即在工作范围上，由试点部门、单位向所有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拓展；     

政府信息公开与基层治理转型——以法规文本和基层实践为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中国迈向信息自由的重要制度举措，其根本点在于将传统封闭、保守的行政改造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行政。它具备制度的理想性，也因此与中国基层政府现实的行政文化与行政过程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紧张。官民关系的不平等和基层行政任务的复杂化都造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基层的“折扣”现象。但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先行带动实践演进，从而推动文化转型，其“行政民主化”的理想仍然具有可期待性。     

法律福音

湖南：遏制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 4月17日，《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首部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省级政府规章，其中明文规定：严禁“钓鱼执法”类行为，规范“顶格罚款”标准，滞纳金不得超过罚款数额，参加表彰评比不用再交钱，不得滥用行政强制措施。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理念与理论基础

生动的立法实践及法典化的发展态势业已表明，行政法法典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时代行政法的法典化要以行政实践需求为导向，基本旨趣应在于完善和发展行政法制度及理论体系，并立足于行政实践为行政充分授权，以促进行政权高效运行，促使行政对社会关切问题及时作出回应，进而深化改革，优化管理和服务，充分调动行政活力、社会活力、市场活力。但传统以规范主义和控权论为基础所建构的行政法理论体系，陷入了将行政法及行政程序等同于控权工具的理论认识误区。面向行政的行政法及其法典化的理念和理论基础，应超越行政权“恶性”“侵益性”的预设，由规范主义“控权”转向功能主义“授权”,“授权论”应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认知模式。     

行政法司法中心主义之批判

“从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到“最好的政府，最大的服务”这是现代社会对行政期望。社会要得到最大的服务，政府必然会扩大对其行政权的介入。但是以传统的强制行政方式，已难以符合时代要求。这就需要对传统的行政法的司法中心理念进行反思和批判，创造新的行政解决方式。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之重构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与分配是建立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现行“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的弊端、影响因素。主张建立“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主，以人民法院执行为辅”的新型模式，并试图提供保障新模式运行的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     

浅论行政不作为的界定与构成要件

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行为的研究多是从“作为”的角度出发，而对行政不作为缺乏研究。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作为一样，都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会对公民、社会组织和公共利益造成影响，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结合行政法学界的各种主要观点存在的缺陷，我们应该以程序和实体的双重标准来对行政不作为进行探讨和分析。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概念的文化解析

中国传统行政程序是指中国传统行政的工作次序、步骤和过程的总和。它是建构在权力一元化模式之上的。其一方面保障君权通过程序性规定限制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在皇权的控制下可突破正常程序,以加强皇权对行政事项的主导作用。因此,传统行政程序中既有形式内容,也有一定的实质含义。在中国古代,“程”、“序”是分开使用的。传统行政程序使用“程式”、“法式”、“公式”、“序”等概念。近代以后才在西法的影响之下,将“程”、“序”合用,对译舶来的现代行政“程序”,在概念的整合中,保留了传统行政程序的形式意义,摒弃了其中的实质内容,但没有吸收现代行政程序概念的形式理性和限制行政恣意的要素。     

从行政诉讼看行政执法的进步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和根本要求。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颁布施行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的法治进程不断加快，行政机关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行政诉讼法中改变了过去“不应诉、不举证、不出庭”的“三不”现象。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笔者通过本院五年来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反映出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能上的三大进步。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三基"工程建设的"行政发展"现实意义

从“性质”与“宗旨”出发，作为一个政府职能机构、国家权力实体，从事着作为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交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保障者、促进者的公安机关，其行政行为就是一种行为科学。其“行政发展”就是完成“职能”的过程，优劣体现和价值意义。行政发展是执政为民的需要。     

“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

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形态,“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为了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相——从国家为中心的行政到全球行政与国家行政并重的行政、从集权主义的“命令-控制式”行政到合作主义的“伙伴-平等式”行政以及从消极执行法律的行政到积极管理社会的行政——而兴起的.与“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相比,虽然“第三代”行政程序并非要完全取代它们,但在程序本质、关注焦点、行政模式、规制方法、信息收集和处理、私人行动者角色等典型特征上,它都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因而超越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在行政的真实世界里,欧盟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美国的协商制定规则程序等都可以作为“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制度原型.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以及单行行政程序法或其他行政程序制度的设计也需要有效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貌,更多地注入“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元素.     

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司法行政机关是我国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管理监狱劳教、实施普法依法治理、开展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等重要职能。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认真学习“七一”重要讲话，从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出发，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的指导方针，坚持达到“三个代表”的目标和要求，坚持把“三个代表”当做检验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努力实践“三个代表”。这是保证司法行政工作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期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     

中层行政：行政中层与实际行政

行政中层是一个行政组织中处于中间位置的行政层次,由于行政职能过多、过细以及行政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形式主义,导致行政领导不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行政事务上,而行政中层可以利用在组织内所处的承上启下的位置,通过掌控行政过程中的具体环节,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产生“中层行政”现象.“中层行政”现象启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和精简政府职能,减少形式主义,改进行政方式和行政文化.同时,注重提高行政领导的专业化水平,保证行政领导权责相符,强化对行政中层的监督,避免负面问题的产生.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