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学方法看纯粹法学

随着1934年凯尔森(H．Kelsen 1881--1973)的著作《纯粹法学》的诞生，从极端方面阐述法律实证主义的纯粹法学成为当代西方法哲学一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重要流派。纯粹法学不仅适应经验科学的发展成为实证主义思潮的产物，其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哲学渊源性也已为学界证实。而现象学作为同时期流行的哲学思想，其方法在法学领域中的影响和体现也应是可以想象的。从现象学方法看纯粹法学应有一番深刻的认识和新鲜的体验。     

论康德的法哲学思想

<正>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也是近代西方哲理法学派的奠基人。他继承了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理性主义法学的优秀成果和传统,坚持了法律的理性原则和正义原则;他从人格主义出发,以意志自由为对象和基础,对人类行为合法的可能性和基本原则作了大量论证,他严格划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深刻地阐述了法律科学即权利科学的原     

读施塔姆勒《正义法的理论》有感--以正义法与伦理的关系为视角

在法哲学中,康德受柏拉图所开创的“善的理念”论的影响。施塔姆勒作为新康德主义法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法哲学相关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主张。《正义法的理论》是施塔姆勒法哲学思想的主要体现,文章以施塔姆勒正义法与伦理的关系为视角,分析正义法在法治社会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社会理论视角——从现代社会理论到后现代理论

在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律思想对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东西方的法学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律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也极为繁多.从思想史意义上看,如西方法学思潮之正统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①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式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②规范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③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④以及文本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⑤这些研究视角不论是来自法学研究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至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为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大有助益.它不仅能够带领我们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而且也有利于我们通过观察西方不同思潮的面貌,研究现代西方法学和法哲学的内在结构、基本含义及其问题意识.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下)——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原创力和建构性的学者之一。他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契机,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这一社会理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学领域的运用,对于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人权与主权、法治与民主、形式法范式与实质法范式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政治哲学传统,也迥异于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等各种法学流派,不仅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发展中国民主和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凯尔森法学思想中的新康德主义探源

汉斯·凯尔森的法学理论与新康德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已为学界所周知,但究竟是何种关联以及如何关联的,却并不清晰。作为德国二战前最重要的哲学思潮,新康德主义是凯尔森法学思想的灵感和基础所在。无论是马尔堡学派的先验认知理论,还是西南德学派的判断和效力学说,都为凯尔森所继受,并纳入到其法学理论大厦的建构当中。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学派基础之上的凯尔森法学理论,为法学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概念。这些新康德主义要素就此成为凯尔森法学乃至法哲学思想研究必要的对象。然而,凯尔森自己却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新康德主义思想。通过调查,本文不仅揭示两者之间的关联,也试图间接为我国学者建构中国自身的法学理论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光谱

后现代法学方法论发展了哲学诠释学的相对主义观点,与科学主义法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动摇了法治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在后现代法学方法论中,存在着反基础主义、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几种主要的法律思维形式,它们对法律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持怀疑的态度,否认法律体系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普遍性标准,也不承认法律可以从某些超越性的道德价值中推导出来,而将法律看作是政治权力角力后的结果,法律的阐释者正是政治权力的体现者。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超越

青年马克思经过艰难的曲折的思想历程,在哲学观上由康德主义转向了黑格尔主义。在这场精神风暴中,马克思抛弃了康德的理想主义法学观,但继承了康德的人文精神和自由理性的进步思想,并把这种思想与黑格尔的现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自由、人类理性为价值内核的新理性批判主义的法哲学思想。     

对西方法学"语言学转向"的解读

法律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下半叶,伴随哲学研究的发展,西方法学研究也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先后出现了语义分析法学、新修辞学法学、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并给现代法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值得我国法学研究借鉴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