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表示的解释标准——《民法总则》第142条评释

我国《民法总则》第142条将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分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并采取不同的解释规则.前者要侧重相对受领人可理解的意义,后者侧重追求表意人的真意.本条规定首次在我国民法上统一了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并且明确解释意思表示应考量的因素包括:所使用的词句、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这些因素作为意思表示解释的方法指引,但这些因素或方法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优先顺序,应依赖当事人和裁判者结合具体情事进行运用和判断.此外,意思表示解释广义上还包括补充性解释,是对于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的漏洞填补.法律行为补充性解释的目标是查知当事人“假设的规范性意思”.     

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

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转向本体的发展理路,在这一转向中,作为解释学核心概念的理解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创生方式。解释学的重心转换影响着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走向,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作为追寻立法者意图的方法消解了司法者的历史性,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这一企图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也由此强化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而解构法治的确定性;现代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学的方法论纳入其本体论框架之中,实现了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建设意义。因此,解释学的重心转换使法律解释处于方法与本体的张力之中。     

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

意思表示的解释不但是民法理论问题,也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其理论经历了"意思说"和"表示说"到"效力说"的发展,在法律适用上现代民法主要采"自然解释"、"规范解释"和"(合同)的补充解释"法。"自然解释"实践中主要适用于遗嘱的解释和"误言无害真意"解释规则中;"规范解释"法则主要适用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和向不特定多数人做出的意思表示,而"补充解释"则用于填补合同的漏洞。另一方面,"自然解释法"和"规范解释法"的适用领域不能严格区分,应当互为补充。     

论意思表示的要素、解释与意思表示错误——以德国法的研究为核心

意思表示理论的一个核心矛盾是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之间的冲突，对意思表示要素的分析有助于厘清意思表示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是进行意思表示解释的前提。意思表示解释体现了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之间的冲突，对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设计需要既照顾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关照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另外，意思表示解释又是确     

背离公司担保决议规制的法效果——分析路径的困境与出路

根据公司法,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对违背决议要求的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通过分析公司担保规则是否为强制性规则的路径存在着解释困境。形成担保决议系公司意思的形成行为,公司对外签订担保合同系意思表示行为,应在意思形成行为与意思表示行为分离的基础上分析背离公司担保决议规制的法效果。     

法学的入径与法律意义的创生──论哲学诠释学对中国法学与法治的可能贡献

哲学诠释学的诞生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科学理性与规则理性的洗礼后重拾人文价值的产物,它对传统解释学中的技术与规则崇拜、主客体截然对立、解释结论唯一正确性等命题提出的反思意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法意识形态和法解释观,它为内涵着建构科学理性与重铸人文价值双重使命的中国法学开辟了思想的入径,也为法律由抽象而具体、由静止而行动、由符号而意义化构建了开放性的平台。中国法治唯有在主客一体传统中植入规则之质料方能达致主客二元理性,方能拥获自己的理念根据、制度实体和生存质感。     

对现代条约本质的再认识

条约理论虽然基本上借鉴了私法契约的原理,但是契约并不能解释和说明所有类型的条约。"条约契约说"掩盖和屏蔽了不同类型条约的本质差异。运用和引入私法之法律行为理论,区分国家"意思表示"与"意思表决",论证多边条约与国际组织公约的决议性质,可以揭示条约之国家意思互动的本质。认识条约本质对于区别研究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的解释方法和缔结程序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条约法的理论,为我国的缔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哈特"法律规则说"的哲学立场

哈特"法律规则说"的提出是继承了边沁、奥斯丁等人分析实证主义传统,坚持法律与道德两分的"分离命题".他也受到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影响,将日常语言哲学引入法学领域,并且吸收哲学中的解释学方法.至此为"法律规则说"的建构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鉴于该学说的哲学立场对于研究哈特法律思想以及挖掘学说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均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意义,因此主要探析其理论建构的哲学立场.     

民法典体系视角下的意思自治与法律行为

随着民法典竣工运行,应从体系视角跟进观察、评估法律行为制度及其承载的意思自治理念所表达的体系价值、体系效应和体系发展.在体例维度,民法典作为典范性法源,开放出了法律行为的准法源地位,具有落实私法自治之宪法基本权利的意义;总分则体例结构之下,法律行为制度的体系价值可结合"民法基本原则""民事权利""法律行为"三个关键词展开.在构成维度,民法典的规范分析表明,意思表示系成立法律行为的先行机制;意思表示规范中,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的体系效应尤其值得重视.在效果维度,民法典并未就处分行为的效力配备具体规则,需借助类推予以补充和发展;动产和权利担保法的体系重整,会引发处分行为在物权变动公示对抗规则、所有权担保规则等局部新的解释论问题.     

论债务加入与保证的识别

债务加入与保证同作为担保债权实现手段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这些差异通常难以在第三人为他人清偿债务之承诺中得以体现。这是因为,在识别第三人之承诺究竟属于债务加入还是保证时,意思表示解释通常仅能探明表意人是否愿受其为他人清偿债务之意思表示所拘束,而无法辨识出该表示意思的具体内容,故二者难以区分。除非当事人清晰地表明其愿作为新的债务人而加入到债务之中,抑或债务之履行有明确的顺位,否则无法直接区分债务加入与保证,此时应适用“存疑推定为保证”规则。但该推定规则的实质是解释规则,因此在推定为保证后,不应再适用保证方式存疑的推定规则将其推定为一般保证,而应通过解释方法将其解释为连带责任保证。     

论目的意思独立的事实行为

住所设立与废止、物的表见成分认定、从物的认定以及无因管理均包含了明显的意思要素,但法律效果由法律规定而非由该无需表示的意思而设,与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的特性不符,在定位上属于事实行为。鉴于该意思要素在事实行为规范要件中独立存在,它们属于目的意思独立的事实行为,有其独特规律,但与代理规范以及其他事实行为规范存有关联。     

论诠释学意义上的原旨主义——反思惠廷顿《宪法解释》中的认识论困境

原旨主义强调宪法的原初意图对宪法解释来说具有优先和主导的地位。原旨主义首先是一种解释理论,它的目的就是使解释与制宪者的原初意图相一致,这反映了一种真理符合论意义上的方法论的哲学解释学;于是在历史诠释学理论的参照下,原旨主义就发生了认识论的危机,它的理论诉求在认识上也是不可能的。宪法解释更多的是作为读者的法官在进行意义的重新解释与建构,法官受当下问题意识的指引而在原有的文义中置入政治道德的考量,以完成解释传统与当下意义的视域融合。     

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的法律设计

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是指根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其意愿，对其适用脑死亡标准作为死亡判断标准。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具有自愿性、科学性和复杂性。预立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意思表示制度对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有一定的制度意义。     

日本国际私法现代化的最新进展——从《法例》到《法律适用通则法》

《法律适用通则法》是日本为实现其国际私法立法现代化的目标而对《法例》进行修订的结果。《通则法》对《法例》的修订,不仅体现在立法名称和法律语言的现代化上,更体现在法律适用规则的现代化上。在法律适用方面,《通则法》主要对行为能力、后见开始的审判、失踪宣告、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益以及债权转让等领域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行了完善。《通则法》的制定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有一定借鉴作用。     

意思表示的主观要素研究

意思表示主观要素的分析应基于共时观的立场,结合特定的表示行为而进行。鉴于意思表示的行为自主性及私法自治工具的特征,可确定行为意思、表示意思、效果意思三项主观要素。主观要素欠缺时的法律后果如何,应在对行为人的自我决定与相对人的信赖保护进行利益衡量后做出妥适的制度设计。     

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缔约接触阶段之利益受领行为的民法规制

对于一方当事人在缔约接触阶段从另一方受领利益，却并未明示同意另一方的交易条件的情形，民法体系中看似分散的各种解决途径在利益衡量层面实际上具有相通的功能。对中国和德国相关法律状况的分析显示，在可能的情况下，法院对规则适用的检索应遵循可推测行为（默示意思表示）———不当得利———缔约过失或侵权行为的顺序，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依次寻求实现利益共同增进、权属清晰化和固有损失最小化这三个目标。事实合同理论作为行政管制色彩浓厚的另类解决途径，在此类案件中具有替代上述一个或更多制度而发挥相同功能的潜在可能。     

《WTO协定》中“shall”和“should”词义实证研究

条约用语的意义模糊并非一个独立问题.通过对WTO案例的实证研究可知,“shall”与“should”在权威的公共英语词典和法律英语词典中都有多义性特征,由此导致成员方和争端解决机构对WTO诸协定中“shall”与“should”具有强制性抑或劝告性意义产生分歧,影响了WTO相关规则的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国际法本身的局限性、条约用语的含义可能会随上下文而变化、成员依据其利益对国际法规则作不断变化和不一致的解读、语言模糊性等.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可以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习惯法解释规则合理、准确地选择“shall”与“should”的恰当含义.二者既具有强制性含义又具有劝告性含义,如何在具体语境下确定其具体含义,尚未被不充分的条约实践和条约法规则所证实.     

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具有量和质的双重蕴涵,在量的意义上,这一合理性主要由差距大小,拉距速度的适当性,富裕家庭或人口的相对比重所构成;在质的意义上,则主要表现为致富资源的可选择性,致富手段的正当性,贫富关系的非对抗性,所有这些合理性都是有限度的,这些限度是可以运用一定方法和指标进行测定的,我国贫富差距合理性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致富手段的非正当性和贫富发展趋向的两极性,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开征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予税,设立个人收入帐户,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和个人信用等制度,建立和健全保护劳动合法权益的法律和法规。     

国际法院解释领土条约的路径、方法及其拓展

领土主权属于一国的根本问题。由于部分领土条约相关条款过于原则或模糊不清,当事方会产生条约解释上的国际争端。通常,国际法院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解释规则进行阐释。但是,领土条约具有与一般条约不同的特性,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其解释方法的特殊性。条约解释与争议领土主权的归属存在密切关系,不当解释会严重损害当事国的领土主权。正是出于此顾虑,国际法院过于严格遵照条约文本语言表述的精确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出现一定的矛盾与反复,甚至在个案中弱化条约解释的价值,转而以有效统治作为判案的法理依据。国际法院的做法动摇了国际社会相关当事方将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信心,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