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 Society的意义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市民社会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是指与君主专制的野蛮社会相对的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在启蒙时代,市民社会增加了时间维度,成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较发达的法治社会.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转变成结构性概念: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满足物质需要的组织,它是自由平等的法律生成之地.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两分的传统,将它转化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经济基础.现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则走向两极:葛兰西的革命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的建制理论.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切割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块,这就形成了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政治国家的三元结构.这个新的公共领域使政治国家取得合法性,并且是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理交往的有效性建制.从逻辑上来说,市民社会理论以科学的社会分类学概念为起点,走向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再从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嬗变为社会结构分析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最终回归社会,成为一个推进社会进化的实践理性概念.     

论法治的基础──以社会与国家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政治和现代市场经济。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我们囿于这样的思维认识法治，将导致法律万能论。而本文试图从其产生的条件和土壤──社会中，来把握和认识法治。一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国家。国家是一个产生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国家的产生孕育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相互分离。然而，这种分离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专制政体下，社会依附于国家、受制于国家，市民社会完全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在专制社会里，一切唯权力至上，社会及其…     

经济法的公法性--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其中主要是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二者的分离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国家终将统一于市民社会。经济法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融合在法律上的一种反映,经济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表现出很强的公法性。     

和谐社会的宪政学解读——关于不断提高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几点思考

中国市民社会发育发展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决定了和谐社会状态的实现必然地要表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市民社会的和谐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及政治国家的理性运作是社会和谐状态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表现为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国封建社会至今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客观历史,决定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要表现为伴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化,采取由执政党政策指导的国家引导型,主要靠政府自律实现社会和谐的实际进路。     

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本文在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三种典型的理论范式的基础上 ,理性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二元对立的关系范式的社会机理 ,探讨了这一近代法哲学分析范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 ,提出应当重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范式 ,建立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并将这种互动机制作为法治生成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实现我国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治、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监控、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法治整合。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宪法基本假设的探析

宪法应有基本假设。宪法的基本假设应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互动发展中寻找。宪法的基本假设是市民社会是理性社会;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工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适用自然法则。宪法的基本假设奠定了宪法运行和宪法理论的基础。     

市民社会与有组织犯罪

市民社会与有组织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变异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必然统一于市民社会。但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可能异化,而以黑社会组织对国家的强大负面作用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应该认识到有组织犯罪勃兴的这一巨大潜在危害性,并在这一高度未雨绸缪地寻找和设计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对策。面对有组织犯罪勃兴的趋势,我国传统司法体系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但是关键还在于防止市民社会的变异。这需要加强市民社会的道德投入、自我约束,和必要的外部规范与引导,促进市民社会健康成长     

瓶颈及其突破：直面中国社会团体发展之现状——兼论结社法立法之若干问题

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正在推动着社会法思想由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的转型.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已经开始从一元的政治国家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野的转型,权利意识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权利规范从社会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之后,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多元化、文化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在这一背景之下,人民结社的热情越来越高,各种社会团体大量涌现,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社会主体.     

论公民权与公权利

公民的特定涵义是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的"公人"、"政治人",公民权即公民"参与国家"的"公权利",它与"私人"的自然人、经济人及其"私权利"不能等同.而"国民"的则具有宪法上的公民和私法上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双重权利.公权利是对应和对抗公权力的.所谓"市民社会"也应兼有政治性的"公民社会"和经济社会性的"私人社会"双重属性.澄清这些概念和确认其宪政地位,并保障公民权的享有和行使,对于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法的利益观

受到以主客观分离与对立为出发点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也形成了以规制政治国家权力为主的公法部门和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的私法部门的二元划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 ,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经济法虽然以社会利益作为其首要的保护目标 ,但其对社会利益保护的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的结果。     

浅论社会团体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对行政权力的合理有效制约已成为构建现代法治化国家的关键性因素。而随着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由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独立于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第三域"在社会团体的蓬勃发展中孕育而生。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产生的标志,社会团体以自身特性确定了其在行政权力"他律"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成为了当今行政权力制约理论的新鲜血液。     

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

市民社会既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在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推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宪法的社会性考察——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分析路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的矛盾发展,构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的基础和根据。宪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斗争发展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普遍有效的良法规则,从而实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从市民社会理论角度分析和审视宪法发展的深层历史脉络和渊源,我们发现:宪法主要是社会法或社会根本法。基于对宪法性质社会法的界定,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诸多制度性的宪法保障,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     

马克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中国化特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论》中进行了集中叙述。一些学者着重从纯文本的角度或该理论的现代性角度来论述,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这个动态角度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特征。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市民社会与现代法的精神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自主领域的日益壮大,长期形成的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传统的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将要经历一次向国家——市民社会二元结构的历史性变迁。这昭示着一个事实或一种趋势;一个现代市民社会正在中国冲破重重障碍顽强地发育、成长乃至崛起。当然,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过程。     

对经济法的社会利益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     

国家赔偿责任的社会基础探析

国家赔偿责任的产生,离不开国家与社会的辩证离合关系。同时,也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为国家赔偿责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些为国家赔偿责任的理论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