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及其思考

本文从非法证据的内涵入手,拟在通过对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现行立法中相应规定的缺陷,阐述司法实践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说明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同时,在操作程序等方面本文提出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粗略的设想,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与再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价值目标的博弈与衡平的结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法典,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司法实践中并不能严格执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处于虚置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或许能够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保障人权,推动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进程。     

刍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证据法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证据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审判阶段适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区别于其他诉讼阶段国家专门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刑事司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审判阶段为中心设定的证据法规则,检察机关审查证据的司法行为也将受到其制约.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理解何谓“给审判案件的法官制定的游戏规则”,是检察机关正确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证行为威慑作用的前提;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刍议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介绍国外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适用情况及我国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状况的基础上,时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进行了设计.     

中、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日两国已经分别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鉴于中日两国有着近似的法律传统和司法进路,在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代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础之上,通过比较分析中日两国在此理论的发展历程、基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差异,从中汲取经验和先进理论,以达到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完善。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探讨

立法规定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中国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巨大进步。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证据观念的转变,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措施的改进等方面。其次,存在着非法证据界定难,非法证据举证难和规则适用参与难等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转变证据观念,提升依法收集国家证据的能力,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进一步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走向司法实践。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之确立与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以及新近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对于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完善刑事证据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价值分析入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具体内容,从排除证据之范围、举证责任之分配以及排除程序之设置三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并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落实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建议。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新法规定,对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排除程序进行了相应修改,主要体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实体规则的完善、对非法证据调查核实程序的构建、对非法证据庭审排除程序的规范.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日臻完善的大背景下,人民检察院应当从职权分离、案例指导和协调公法三个方面调整现有的结构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应对司法实践的变化.     

构建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并且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在借鉴其他国家制定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规则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体系,规范言词证据"非法性"的提出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逐步构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拘传基本不用,监视居住采用率低,刑事拘留采用较多,逮捕大量采用,取保候审检察机关较公安机关采用较多。从立法到司法实践,强制措施都存在问题。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立法,要坚持功能实现原则、必要性原则和适度原则,从体系上、整体上、个体上全面进行。     

和谐法治论

本文通过对和谐与法治关系的经验与理性两重分析,提出"和谐法治"的新范畴,并揭示了和谐立法观、和谐司法观与和谐执法观的基本原理与实践应用问题。     

浅议将“宽严相济”引入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工作

当前,“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已得到广泛运用,公安执法人员在打击刑事犯罪的过程中也已基本树立起该理念,然而,“宽严相济”政策在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工作中却鲜有提及。从性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来看,将“宽严相济”引入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工作是可行的和必要的,这有助于公安执法人员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能力,实现治安管理处罚工作的最佳执法效果。     

法治政府的结构要素分析及构建思考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着维护秩序、调控经济、市场监管、增加福利、公共服务、促进和谐等多重角色.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政府职能的最优选择,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建设法治政府体现了依法行政重在治权的内在精神,浓缩了依法行政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等方面是法治政府的结构要素.     

刑事错案预防与纠错机制研究——基于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的启示

法治是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而余祥林案、“叔侄强奸案”等错案频频发生,引起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深深思考,而错案侵蚀着法治的精神,扭曲了法治的灵魂。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必须通过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来保障刑事司法公正。基于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司法实践中错案又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及时纠正刑事错案是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错案发现不自觉、错案纠错不及时、申诉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公平和正义。坚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推动刑事错案纠错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浅谈司法公正的制约因素及实现途径

司法公正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内容,是民众对法制的必然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文章对制约司法公正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从中找出对策,从根本上真正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     

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加入WTO与检察工作观念更新

WTO的基本法律制度、法律的“趋同化”等必将给我国的司法带来重大影响。WTO的一系列规则所体现的公平、公正、公开等价值取向 ,也必然促进我国司法观念的深刻转变。为此 ,检察机关必须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公开意识等一系列意识。     

法律的人本关怀及可能的危险——关于司法实践中“认真”对待民意的思考

面对当代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发展中有所超越，无论是群众感觉论，司法大众化抑或民生司法，都强调以人为本，在司法实践中认真考虑民意，体现了中国法律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独特的“政治智慧”。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极端的民众司法可能严重冲击改革开放三十年建立起来的极其脆弱的法治传统，极易导致极端的“民粹主义”，影响甚至误导中国法制发展进程。     

法治思维视阈下的虚拟社会警务工作

法治思维是指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公安机关既是法治思维的首要践行者,又是社会法治思维形成的重要推动者,在开展虚拟社会警务工作中同样必须积极践行法治思维,从思想认识上准确把握法治思维的基本内涵,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摒弃与法治思维相悖的观念与做法,坚持法律至上,推行程序公开,维护公平和正义,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扎实提升公安机关的涉网执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