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及实证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主体具有相同的外延,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采取列举加排除的方式,对其资格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这种方式造成当前行政诉讼中被告难以确定,并且有些组织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解决这一矛盾关键要改进行政主体理论的构建,考虑形式上被告,建立方便当事人诉讼机制以及引进公务法人制度等。     

试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推动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行政法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做到:扩大受案范围;修改原告的资格范围;改进费用的承担方式等。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保障制度分析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主持单位工作的负责人,或者是分管具体事务的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一项诉讼活动。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形式,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承担着化解行政诉讼纠纷、树立法治政府形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任务。当前,大力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实质性地解决行政争议、优化行政审判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倒逼行政机关进行自我革命

在实施24年后,行政诉讼法终于完成首次修改。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保证法院独立审判、完善管辖制度的同时,也强化了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诸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行政首长出庭、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等规定,都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有力之举。＂     

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综述

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4年学术年会围绕政府治理中的行政法问题研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以及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与会代表集中讨论了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和行政救济等环节中的法律保障、法律规制以及行政法治的地方经验等问题;还以环境司法保护为切入点,集中讨论了环境公益诉讼中相关问题;在行政审判体制改革方面,创设行政法院体系的必要性成为讨论的焦点问题。此外,与会代表对行政诉讼中的具体制度也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年会还关注了税收执法程序、行政登记行为属性、城乡行政规划、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及打车软件管理等城市交通治理上的热点问题。     

行政审判独立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行政审判独立是行政诉讼制度得以发挥其效用的前提。要保障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独立，必须妥善处理好行政审判独立与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及政府之间的关系。     

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同被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能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的设立,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行政审判的司法公正均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行政诉讼被告确定制度的比较与论证

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存在基础错乱、规定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错解并误用了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及制度。为了消除现有行政主体理论的负面影响,解决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问题,应当确立由行政行为主体在形式上担当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基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后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探究

行政诉讼是依法行政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之一。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多,被告行政主体败诉的情况已成常态,而对败诉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效果却无法达到该制度设计之初的本意,这就容易造成对被告或其他行政主体的威慑力不足甚至空缺,仅对被告适用内部的问责机制已不能适应依法行政的现实要求。因此,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必须要制度明确、结果公开,要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加强社会公众监督,让容错问责机制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以此来增强行政主体的公信力和民众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信服度。     

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否有必要成为行政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行政诉讼单纯裁判的弊端、行政诉讼调解的功能优势、行政诉讼司法判决与和解的功能互动与互补、行政审判实践以及行政法理论的发展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增强行政诉讼“抗扰力”

"以权压法"在我国确实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支撑。行政机关败诉案件审判执行难主要是司法权力难以有效制约行政权,没有更严厉的法律制约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行政诉讼中,审判执行难无疑会雪上加霜。目前,法院地方化色彩较为浓厚,在行政审判和执行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涉及自身利益,有的地方,行政机关要求法院汇报案件处理情况,通过办公会等平台对法院审理案件进行干涉和质疑。面对违法的行政行为,法院难以依法作     

我国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结构设计,其存在和实践体现着当时的宏观权力结构图景。我国近代经历了封建专制、三权分立、五权分治和一元分立的国家权力结构变迁,我国行政诉讼在地位、审判组织、司法审查维度上也随之发生变革。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我们应该从既有的宪政框架内提升行政诉讼的地位,建立独立性与专业性协调统一的行政审判组织,合理界定司法审查的疆域与强度,更好地完成行政诉讼的宪政使命。     

湖北省行政审判实证分析

以比较方法,分析湖北省行政审判一审受案数量、行政审判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种类、结案方式、二审和再审案件的类型、种类等。湖北省行政审判的总收案量近年来呈下降趋势,这与全国的稳步上升很不协调;土地、拆迁、计划生育、劳动和社会保障案件成为近年来热点案类;维持判决比例过高,撤诉率仍然居高不下;湖北省的行政诉讼发展既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同的地方,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省内行政审判发展不平衡,人均行政诉讼收案量不高,政府和公民法治素质尚需进一步提高等。     

权力清单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基于339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随着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权力清单在行政诉讼中不断得到运用。在司法裁判中运用权力清单,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权力清单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司法对权力清单制度的监督,进而达到充分保障公众合法权利的目的。在司法裁判中,权力清单应当具有何种效力,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当权力清单与法律法规内容一致时,法院在援引法律法规审判案件的同时,也应当援引权力清单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在行政权力有权力清单依据而无法律规定依据时,法院要审查"差异"的原因以及该行政行为的性质。在行政权力有法律依据而无权力清单依据时,应当针对权力清单上没有列明的该行政权力进行审查,先判定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再根据原因不同,作出不同的判定。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政功能

权力与权力的对峙与平衡是宪政主义的一个重要知识模式,[1]而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对公民乃至社会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广泛的莫过于行政权力。我国具有现代宪政意义的行政诉讼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仅有不到二十的历史,但它却使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成为现实,也为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有力平台。这就决定了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宪政建设中必然担负着十分重要的宪政功能。     

2007年江苏省行政法学年会综述

2007年江苏省行政法学年会于2007年11月在徐州召开。会议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关于加强民主法制、依法行政的精神,针对"十七大"与行政法学、公权与私权、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紧急事件、行政法治、《物权法》与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土地房屋的行政法问题、政府采购、行政许可等论题展开探讨,内容丰富,讨论热烈。会议认为,今后行政法学需要着重研究怎样解决权力限制问题、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如何处理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等课题。     

均衡结构与交涉机制：当代行政过程的法律特征

均衡行政法学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构建才能在制度上展现并最终化为法治的实践。本文以结构和机制为视角，阐释了当代行政过程应当具有对等、均衡的结构和互动、交涉的机制。当代行政过程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特征既是实践均衡行政法学、适应行政权力与相对方权利辩证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公共维护功能和组织协调功能，体现着当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哪些行政争议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哪些行政争议应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正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即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它决定着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的权限及分工。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它表明了行政权受司法权的制约程度;对于法院而言,它体现着司法审查权的大小;而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对何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在哪些情况下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司法保护。正因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它…     

从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看类型化发展——以主观诉讼、客观诉讼为分析视角

修改《行政诉讼法》之际,我们应当检视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问题。当前,我国以主观诉讼为中心的功能定位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实践中又呈现出"主观诉讼、客观裁判"的现象。以"民告官"为形式仅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一元诉讼模式,不仅缺失了行政诉讼在维护公法秩序方面的制度价值,而且落后于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在分析上述缺陷成因的基础上,主张区分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不同功能诉求,进而建立相应的行政诉讼类型制度。     

行政申诉上访的因应之道——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省思

面对行政案件申诉上访难题,应当从优化行政诉讼制度、灵活运用司法政策、还原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空间等方面强化行政诉讼纠纷解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