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犯的处罚原则及其实践

随着刑事立法的演进，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行政犯成为我国刑事治理的主要对象。在二元制裁结构不变的框架下，围绕行政犯双重违法性的本质，应当按照刑事追诉宽严相济、行政处罚从严追究原则，在立法层面妥善处理犯罪化与去犯罪化的关系，优先完善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同时，尽可能在规范层面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按照比例原则合理配置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量。在司法层面应当摒弃必罚主义，确立治理导向的司法观，坚持实质犯罪论，对行政犯充分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体系中更多综合运用刑罚手段和非刑罚手段处理犯罪，尤其要破解好二元制裁结构下程序出罪后的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理措施衔接难题，实现更好犯罪治理。     

通过程序的犯罪控制

程序是犯罪纠纷多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程序不仅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其本身也具有犯罪控制的功能。社会环境的结构变迁决定了程序现代化过程中犯罪控制功能的衍化。在权力运行的微观层面，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体现为对程序亲历者与社会公众的规训作用与“惩罚”效应，程序既是手段也成为目的本身；在制度层面，程序性“出罪”体系通过程序适用目的性影响实体结果，缓解过度犯罪化与刑罚化的问题，提升犯罪控制的合理性；在理论层面，程序的刑事政策化表明刑事诉讼规范具备不断回应社会需求的演进能力，也揭示了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不断强化的根本原因。程序的犯罪控制理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反思与发展，但应存在一定限度：一是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发挥应当始终遵循法治原则，不能超越刑事诉讼的规范教义；二是功能主义进路的犯罪控制不能以牺牲基本的诉讼权利保障为代价。如此，方能充分发挥诉讼程序的刑事政策机能，有效完善程序法与实体法融贯的一体化犯罪控制模式。     

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

当今中国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自然犯到法定犯、从重罪到轻罪的历史转换,犯罪治理的策略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势而变。具体而言,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应该彻底摈弃严打重刑思维,从宽严相济转向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刑罚应整体趋轻,更多关注出刑和制裁多元化,更加注重常态治理和依法治理,刑事程序制度也应更加轻缓与灵活,同时营造更为宽容的社会环境。     

浅析少年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少年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带有普遍性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有关研究，目前世界各国的少年犯罪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在校生与辍学生犯罪形势十分严峻；犯罪低龄化；犯罪团伙化；性质残忍，手段狠毒。     

论公共安全刑事政策的合法性

社会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已进入社会高速转型期。在这变革时期,传统与现代因素激烈碰撞,形成不安定因素,公共安全问题不断凸显,涉及公共安全的犯罪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态势。面对这些新态势,刑事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纵观我国当前刑事领域,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事政策对公共安全犯罪的防控,更多体现的是从重从严的一面,犯罪化和重刑化的倾向明显。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的前提下,我国应对公共安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用进行必要限制,在坚持合法性原则的前提下,同时体现宽的一面。     

流动人口犯罪及其防治理念

流动人口犯罪案件数量多，所占比重大，逐渐成为城市犯罪的主体。导致流动人口犯罪多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杂糅，在各自范围内都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发生产生一定影响。防治流动人口犯罪，重在预防，需做到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由此，转变刑事制裁观念，提倡积极预防，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尤为必要。     

论刑法学与犯罪学研究的整体互动

在中国,犯罪学与刑法学彼此分离各自为“家”,导致了中国社会过于看重严刑峻法而忽视犯罪原因,使得犯罪虽受到严惩但犯罪情势依然十分严重。如何扭转这一现象,尽快使刑法学惩罚犯罪的研究与犯罪学预防犯罪的研究相互结合,构筑刑法学与犯罪学整体相互联动的格局,是中国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更是中国社会通过历史反思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的必然趋势,从而实现使中国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惩罚为主到刑事预防为主的战略转移,刑事法理论对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重点研究为主要转移到对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为主的研究重点上来,以此迎接一个国家繁荣昌盛但犯罪并不猖獗疯狂的时代的到来。     

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之提倡

贿赂犯罪的泛滥与国际化程度的加剧，迫使国际社会选择更为有效的贿赂犯罪治理政策。在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选择中，实行定罪机制、合作机制与控制机制对等的对称性刑事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中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计以受贿罪的治理为中心展开，对受贿罪与行贿罪采取差异治理的不对称性刑事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膨胀。为实现贿赂犯罪根源性治理的目标，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积极倡导并在立法中实现对称性刑事政策的要求。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论犯罪数额起点的认定根据

不法行为危害大、数量多,纳入刑事调控范围的不法行为越多,对犯罪数额起点的设定 也就越低;反之,对犯罪数额起点的设定也就越高。本文拟从法律规范层面和法律技术层面对此展开论述。     

论犯罪数额起点的设定根据

不法行为危害大、数量多,纳入刑事调控范围的不法行为越多,对犯罪数额起点的设定也就越低;反之,对犯罪数额起点的设定也就越高.本文拟从法律规范层面和法律技术层面对此展开论述.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防控对策探析简

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越演越烈。本文在深入剖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事实特征的基础上，准确诊断病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立法；2．强化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3．进行非刑事司法治理方式的探索。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防控体系的构建及完善。     

恶意解封微信号犯罪成因及治理

"微信账号解封"犯罪是近年来高发的新型网络黑灰产犯罪,具有低龄化、组织化、链条化及隐蔽化等特点。"微信账号解封"犯罪为实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从其犯罪成因来看,主要存有利益诱惑高、犯罪成本低、监管难度大、侦查打击难等因素,对其进行治理应采用多元化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法治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治理主张强化部门协同、行业监管及预防宣传;法治治理重视法律适用、层级打击和刑事政策;技术治理强调人才培养、警企合作及技术反制。     

现代化与有组织犯罪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有某种程度的同步性，这深刻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社会主义现代进程中，我国有组织犯罪呈现出犯罪数量大、性质严重的特点，犯罪形态呈多样性，重视寻求保护伞，犯罪手段越来越科技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影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因素分析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对于一国刑事政策的走向以及犯罪态势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影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犯罪态势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犯罪态势严峻，刑事政策严厉，刑法严酷；犯罪态势平缓，刑事政策轻缓，刑法宽缓。比较而言，刑事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呈现出一种和谐共荣的关系，因而，刑事法理论的变化和更迭一般都会引起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变革。     

锦州市太和区盗窃案件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盗窃犯罪是一种常见、多发性犯罪，也是当前刑事犯罪主要类型之一，盗窃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近年来，司法机关虽然加大了对盗窃犯罪打击力度，但盗窃犯罪数量仍然居高不下。笔者对2011年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盗窃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对盗窃犯罪主要特点及原因进行了分析。     

我国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坚持所有权说——以非法取回自己所有而为他人占有的财产类案例的“同案异判”为例

按不同的关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观点处理相类似的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尤其是对所有权人通过非法方式取回自己所有而为他人占有的财产案件的处理。域外关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的历史及现状表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与本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有权说在我国当前社会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其对我国财产犯罪的法定刑偏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作用,符合国民的观念。我国的刑事立法及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对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也是坚持了所有权说。所有权说会随着民众对占有秩序的逐步重视、法制观念的增强而被适度修正,审判实践会适度扩张财产犯罪的成立范围。     

犯罪分层制度的检讨与启示

犯罪分层制度的构建动因是“大刑法”的改革设想和微罪扩张的现实趋势,而支撑理由可以归结为犯罪分层制度在“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两个面向上的价值。但是,从结构基础上看,我国轻微罪扩张的进程整体较为理性,“大刑法”改革的设想也已经破产,进而难以达到足以层次化的微罪数量。从制度价值上看,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法律价值名不副实,其在实体法上不能有效区分刑事可罚性,在程序法上也仅具有立法技术的意义;另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难以证成,将犯罪分层制度的“轻重”理解为刑事政策的“宽严”,并不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化、稳定化等价值,反而导致了机械化。未来,我国刑事立法改革应破除对域外犯罪分层制度的盲目效仿和宣扬,而需认识到,粗糙机械地将犯罪的轻重分离予以立法化、制度化不可能有助于我国具体刑事制度的精细化和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犯罪治理中的策略配合:基于实证文献的分析

犯罪学的实证研究为犯罪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犯罪治理可从三个层面出发,合理配置资源将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一是通过治理社会而从根本上治理犯罪；二是注重微观的社会建设,给予潜在犯罪者更多的关爱和社会帮助；三是利用反向策略威慑和遏制犯罪.三位一体的策略配合能够以低成本实现犯罪治理的良好效果.     

日本减少犯罪体系介绍及借鉴

日本在警察、检察、审判阶段，以宽严结合与诉讼经济的策略分层分流犯罪，侧重微罪处分、暂缓起诉、非自由刑的适用；分流犯罪后，实施官民一体化更生保护刑事政策，注重犯罪者回归社会的就业、福利援助，尤其偏重对社会弱势犯罪者的支援，有效防止其再犯，最终使犯罪总体呈持续降低态势。在尊重国情差异的基础上，建议借鉴日本减少犯罪体系模式并作本土化吸收，在轻罪化治理和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探索我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