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的依据是什么

定罪是在侦查和审判工作中认定被告人是否犯罪，犯何种罪，以及对犯罪人适用相应的刑事法律规定。正确定罪关系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办案任务的实现；决定对犯罪人判处刑罚，由犯罪人承担因实施犯罪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实现刑罚目的，教育改造犯罪人，预防犯罪等也有深远的影响。     

潜在犯罪人及其犯罪控制

潜在犯罪人是犯罪学对犯罪人的一种分类。是指受外界影响形成犯罪意识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潜在犯罪人与常人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但又不同于常人，在特定环境下潜在犯罪人会实施犯罪行为而常人不会，严格意义上讲，潜在犯罪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人．因为他尚未实施犯罪行为，我国刑法追究的是行为责任，对还没有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不能作为刑法惩罚的对象。但是，潜在犯罪人只要有机会就会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对潜在犯罪人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犯罪学的学科地位

《犯罪与改造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了冯树梁的综述文章《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关于犯罪学产生的年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它诞生于1764年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的发表；另一种观点认为它诞生于1876年龙勃罗梭《犯罪人论》、1881年菲利《犯罪社会学》、1885年罗法洛《犯罪学》的发表。     

论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之法律禁止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扩展了犯罪人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角度的考虑。我国关于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模糊与疏漏之处，应借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机会予以细化和完善。     

恢复性司法的价值与理念——报应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比较研究

犯罪包含着犯罪人与受害方，犯罪人与社会及其国家之间的衔突。报应性司法采用形而上的哲学方法分析犯罪原因，认为犯罪是犯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犯罪所侵害的主要是国家的统治秩序，因此，在“以怨报怨”观念支配下，主张犯罪人承担刑罚这样的抽象责任。恢复性司法以实证的方法研究犯罪，认为犯罪是社区关系失调的产物，犯罪侵害的不仅是国家利益，还包括被害人利益和社区利益，因此，在“以直报怨”观念支配下，主张犯罪人要面对受害方承担道歉、赔偿等具体责任。     

涉罪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不应违法披露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扩展了犯罪人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角度的考虑。     

要全面分析个别共犯的中止——兼与王世科同志商榷

1990年《法学》第6期王世科同志发表的《析共犯的犯罪中止》一文(简称《王文》)中提出的观点颇为新颖。他指出,把握个别共犯中止的成立条件,“应以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为基础,以行为人能否有效地切断自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标准来确认。”笔者认为,把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解决个别共犯中止的基本点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刑法因果关系的原理,犯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负责,而犯罪中止,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正是犯罪人在犯罪发展进程中自动地切断其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简

在满足法定的犯罪年龄和刑罚程度条件的前提下，无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属于何种性质的犯罪，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是初犯、偶犯还是再犯．亦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有无认罪、悔罪表现，其犯罪记录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封存。行为人跨越18周岁前后实施犯罪的，如果其中成年时的犯罪行为轻微，对于包含未成年及成年两个年龄阶段犯罪行为在内的犯罪记录予以整体封存，可以较好地体现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应当扩大解释到包括定罪免刑、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从最大程度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特殊保护的角度出发，各个司法机关在自己职能对应的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当及时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本部门保留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卷宗材料予以封存。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效力具有持续性。犯罪记录封存机关在审查有关单位据以要求查询的“国家规定”具体内容时，应当注意这些规定是否与《刑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报告免除义务制度相冲突。     

犯罪动机理论问题之再思考

学界对犯罪动机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实际上，犯罪人的需要无是非善恶之分；通常所谓的犯罪意图或犯罪意向实际上都是犯罪动机；犯罪动机是恶性的，不存在所谓中性或善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具有意识性，不存在所谓无意识犯罪动机。犯罪调节能力是犯罪动机形成的核心；犯罪动机可以独立于犯罪行为而存在，犯罪动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犯罪行为的必然发生。     

犯罪人的变化及对策分析

犯罪认识视角的转换有利于对犯罪和犯罪人全面、客观的研究，有利于制定科学的政策措施和犯罪处遇模式。在以人为本、“善待”犯罪的原则下，确立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系统为治理犯罪服务，为犯罪人服务的价值观念是十分必要的，而对犯罪人情况的了解则是制定相应对策的基本依据。     

论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之法律禁止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扩展了犯罪人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角度的考虑。我国关于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模糊与疏漏之处,应借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机会予以细化和完善。     

论犯罪人格理论及应用

“犯罪人格”自提出后，因其丰富的内涵而为犯罪学理论所推崇，并成为指导犯罪学具体问题研究的工具。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格，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生物性。在对犯罪人分类时，应坚持人格分类标准，可将犯罪人分为真正犯罪人、亚犯罪人、临时犯罪人。     

社会转型时期犯罪人的犯罪目的研究

犯罪目的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原动力,犯罪人主观上对犯罪结果的企盼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由于犯罪人的犯罪目的不同,所表现出的犯罪行为和社会危害性亦有所不同。因此,研究犯罪人的犯罪目的对掌握犯罪人的犯罪目的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规律,有效预防犯罪尤为重要。     

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喧等人在《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说，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该项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是传统的刑事司法的局限。在传统的司法制度理念看来，犯罪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以，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只能由国家行使，不允许进行调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刑事被害人在国家刑事法系统中失去了独立性，只是作为纯粹的被害方而存在，被害人失去了求刑权、量刑参与权。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机制研究

老年人犯罪是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总称。老年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犯罪率低，犯罪年龄集中，文化程度低，男性居多，犯罪地域相对集中，累犯、前科少，共同犯罪较多，犯罪客体比较集中，诉前羁押率低，判处刑罚较轻。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周全弱势群体刑法保护的需要，是适应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需要，也是契合刑法谦抑性、人道性以及刑罚经济性、刑罚目的的需要．并且，中国立法史上历来存在“矜老”传统，而国外相关立法也值得借鉴。建议在实体法上，规定封老年犯罪人原则上从宽处罚，限制死刑、无期徒刑的适用，限制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明确不构成累犯，放宽缓刑、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在程序法上，规定对老年犯罪人慎捕慎诉，规定讯问审判时亲属在场权，完善指定辩护权，对刑罚执行予以特别关照。     

“自洗钱”行为认定的难点问题分析

“自洗钱”行为入罪，引起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从所谓“洗钱”的本质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角度来看，上游犯罪人将犯罪所得化整为零，存入自己提供或者指定银行账户的行为，构成自洗钱；行为人藏匿、转移自己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不构成“自洗钱”;行为人将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自用的场合，若没有造成新的法益侵害、没有改变或者超出上游犯罪行为所能评价的范围时，不构成“自洗钱”;上游犯罪的本犯和下游犯罪人共同实施洗钱行为时，二人构成上游犯罪人的“自洗钱”的共犯，但以上游犯罪达到既遂状态为前提。     

犯罪人真的是不理性的吗——与陈和华教授商榷

犯罪学研究的犯罪人应当是理性的犯罪人。行为人选择犯罪虽然在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存在不理性的成分,但是犯罪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犯罪人行为的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犯罪人对犯罪的长期后果（法律后果）低自控与低自珍不是决定犯罪人非理性的决定因素。适应性非理性应当注重对于犯罪情境的分析。当代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犯罪人的有限理性,犯罪预防的落脚点在于对于犯罪人犯罪机会的控制与犯罪具体社会情境的抑制。     

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     

对贿赂犯罪应当实行零容忍对策

王秀梅在《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上著文《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说，犯罪破窗理论认为，不及时制止违反道德的行为，就会向社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即社会接受这种行为，这些行为就会演变为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果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置若罔闻，这种行为就会发展为犯罪；如果对犯罪惩治不力，就会使民众对警察、政府失去信心，犯罪就会蔓延。从《刑法》对贿赂犯罪数额的规定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由此产生以下弊端：1．贿赂犯罪的手段多样，导致根据数额认定犯罪有很大难度；2．随着经济的发展，     

对犯罪人的心理学策略

临床心理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涉及刑事侦察、审讯、审判与监狱管理、犯罪人的近期远期改造等全方位的活动中。也与社会大环境的一般预防体系相联系；刑事司法心理学通过对犯罪人的心理评估、矫治（心理动力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策略）可以对犯罪人发挥管理与改造的特定效果，并在犯罪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中，以犯罪主体的视角产生心理预防与回归社会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