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环节。从近几年江苏省南通市的具体实践来看,南通市政府在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建设、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等方面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推动南通市地方决策向纵深发展,应该不断强化决策主体法治思维能力、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健全跟踪和评估等相关配套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加快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     

实现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路径分析——以江苏南通市为例

重大行政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环节。从近几年江苏南通市的具体实践来看,南通市政府在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建设、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等方面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推动南通地方决策向纵深发展,应该不断强化决策主体法治思维能力、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健全跟踪和评估等相关配套制度,严格权力运行,加快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     

论领导干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中具备必要的法治思维,是行政决策的立足之基、动力之泉和力量之源。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守法崇法的思维,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思维方式相比,有诸多特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具备法治思维,是防范法律风险、提高基本的业务素质和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好,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强大推动力量;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其路径包括:培养领导干部自觉尊崇法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依法办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尊重权利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精神。     

重大行政决策事后评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行政决策作为我国现代法治政府的重要行政行为，其法治化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2019年国务院发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对于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只进行了模糊化、原则性规定，其操作性不强。本文基于重大行政决策事后评估机制的概念、立法现状以及各类学术理论，提出从完善评估立法、明确评估主体、评估范围以及发挥评估报告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事后评估制度。     

论行政法治与诚信行政的契合

在我国确立了依法行政和建设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法治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是相应的制度构建，而制度的有效实施往往取决于其指导观念的确立。在指导行政法治建设中，诚信观念的树立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对于行政法治中诚信内涵的阐释，进而分析在行政法治中对于诚信的内在要求。探讨诚信行政与行政法治在内在要求上的契合以及制度保障。     

浅谈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依法行政是建设现代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其核心是依照程序法行政。然而在实践中,一些执政者的行政决策并没有严格地依法定程序进行,造成了"听证"这一行政程序核心制度的缺失,使得行政决策存在重大隐患。本文通过对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试图对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发展完善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论政府依法决策机制的构建

《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中,强调要"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这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机制的意义,分析政府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构建政府依法决策机制体系,以保证程序正当合法、过程公开、决策科学,更好的规范政府的行为。     

论行政决策民主化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更加充分地反映社会公众的公共诉求，促使政府机关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实现机制包括民主决策机制、公民参与机制、决策监督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     

我国行政决策的法治化思考

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新时期我国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其中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政府的本质内涵,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障。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定的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总体框架和我国当前行政决策机制改革的法律保障现状,我国要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目标．就必须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和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同时,健全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民主参与行政决策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政府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的困境与重构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作为行政机关内部性和前置性的合法性审查机制,是确保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有效的"安全阀",已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环节。然而,当前分散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立法模式存在着规范位阶低、碎片化、刚性弱等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其也有着审查主体不独立、审查活动不自主、审查标准不统一、审查结果不明确等问题,使得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失之于软,失之于粗,逐渐落入形式化、"走过场"和"无用论"的困境。对此,需要从制定统一刚性的立法、设立重大行政决策委员会、统一审查标准、优化介入时间、明确审查结果以及保障配套措施等方面进行重构。     

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扣押证据的法律适用

扣押证据是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强制措施。但由于相关法规对扣押证据制度规定不完善,致使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执行扣押证据措施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出现执法不当的问题,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要使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正确执行扣押证据措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扣押证据制度,规范扣押证据的条件,完善扣押证据的执行措施,明确扣押证据的手段,规范文书的制作,健全证据的保管制度。     

记者跟拍与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学分析

现实生活中记者跟拍别人导致侵犯别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记者跟拍是行使表达自由或劳动权,满足大众知情权的体现,另一方面被跟拍人的基本权利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跟拍记者的表达自由或劳动权应受到被跟拍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这种限制必须遵守形式的法律保留原则与实质的比例原则。我国的《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并未给记者跟拍进行直接规定,但从其精神可以得知记者跟拍亦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记者跟拍必须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如此方可平衡相互冲突之权利要求,符合法治的本意。     

劳动教养行政权向司法权的转换

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制度 ,但其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方面都明显违背刑事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 ,亟待改善。只有将劳动教养行政权转换为司法权 ,才能使劳动教养获得正当性。     

对话思维在刑事公案中的运用

一个正当的法律决定必须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与对话制度才能形成，把法律意义上的真理与通过沟通形成的共识联系起来。立法过程、诉讼程序的设计体现了对话协商的思想。在刑事公案的审理中，刑法规范的选择适用以及判决书的论证也应该以对话思维方法为出发点，对各方观点包括民意进行辨析和鉴别，理性地吸收合理部分，使公案的判决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统一。对话思维的运用必须限制在刑法的框架内，就是说，对各方意见包括公众意见的吸收，都必须能够有相关的刑法规范作为依据。     

要从执政能力的高度认识行政成本问题

我国目前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严重损耗着党的执政资源。行政成本与党的执政能力密切相关,它体现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廉政建设的能力和决策能力。为此,要把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就要树立行政成本意识;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建立健全职务消费的核定制度与政绩评估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成本的监督机制;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     

民事执行领域的检察监督运作研究

现阶段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宜侧重于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当事人申诉、控告的案件.审查的重点是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等是否确有错误,具体执行行为是否合法.检察监督的方式可以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刑事调查.设计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运作机制时应该以现有的民事检察工作机制为基础,并注重相应保障机制的建设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价值及途径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由行政立法的特性所决定,是民主决策和权力制衡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更好地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立法听证的途径强化公众的参与,具体实施中应强调听证的公开性、广泛性以及听证结果法律效力的清晰性。     

正当防卫权主体之探讨

正当防卫权的享有者只能是受害者,这是目前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但正当防卫权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而不法侵害不应仅仅从最初的表现形式进行界定,受害者在某些情况下超出了防卫范围的侵害亦属不法侵害,故正当防卫权的主体应从实质意义上进行把握,即侵害者也应当拥有正当防卫权.它包括一般防卫权和在特定情况下的无限防卫权.     

量刑建议权监督机制的构建

建立对量刑建议权的监督机制,保证量刑建议权的合法、公正和有效行使,可借鉴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构建我国的量刑建议权,应形成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诉讼主体的外部监督和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的监督机制。     

论保障警察正当执法权益

我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正当执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日趋严重,从表面上看受到侵害的只是民警个人,但实质上侵害活动是对国家法律以及国家执法权威的挑衅。当前侵害警察正当执法权益的行为的成因是复杂的,主要表现为法律保障不力、舆论的误导、执法环境的缺陷和非警务活动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警察的正当执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