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理论的结构要素探析

西方协商民主始于对自由民主实践的批评,是公共协商过程中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进行讨论、审议,综合各种意见并相互倾听,继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公共认可的合法性。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具有特定条件和多重要素。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必须在制度实践中注重公共理性、程序正义和共识偏好三要素的掌握,以提高协商的操作性和实效性。     

海峡两岸背信罪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的犯罪行为,但两岸对协议中涉及的背信罪行为在刑法的罪名形式、内容表达以及行为的刑罚可责性上都有诸多差异。与台湾“刑法”规定的背信罪行为相较,大陆法律在此行为上存在多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制。为使两岸在该行为上的司法互助得以利益均衡,实现两岸对背信行为司法互助的最佳路径是：以台湾背信罪所指涉的行为为准,比较大陆刑法规范对这些行为的法律处置,形成与台湾背信罪行为相同质的多个罪名进行司法互助;大陆未形成刑事处置之台湾背信罪行为则通过个案协商解决。     

国外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发展及启示（上）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管理制度形成的必然过程。在劳动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中国,建立由政府、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劳动和社会保障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已成为各方的共识。     

法律人思维之重申

近年来,冤案、大案开始走进普通民众的视野。在这些冤案的背后,法律思维对法治中国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苏力与孙笑侠的对话引发了法律人思维存否之争,实践中决定案件结果的法律外因素增多,理论研究中法律规范作用面临冲击,重申法律人思维是刚性法治的追求。法律人思维应将权利义务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重程序,应具有一定技艺理性和逻辑素养,将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重申法律人思维在法律职业人及普通民众中的地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合理刑法适用解释结论形成的制度性思考

刑法适用解释结论的形成是司法人员与刑法文本互动以及不同解释主体之间互动的结果.从这一根本特征出发,为了促成合理的刑法适用解释结论的形成,在制度层面上,必须要建立和完善充分的意见竞争机制、适度的司法民主介入机制以及法律论证和理由公开机制.     

刑法解释：如何达致“限度”——一个中国化的思考

在没有深入探究法文语义内涵与功用,洞悉法文语义作为解释限度局限性前提下,我国刑法学界几乎一致地主张以法文语义作为解释限度,这反映了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法解释限度理论存在某种虚空现象,需要作出某种深刻意义之检讨,并作出相应转变。事实上,站在规范性视角,通过剖析法文语义、国民预测可能性和犯罪定型三者的内涵与功用,犯罪定型以其规范类型之特征,关联＂事实与规范＂之逻辑分析模式,应当作为刑法解释限度。刑法解释欲达致犯罪定型之限度必须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从事实本质出发对规范类型的把握;从规范本质出发对事实范型的把握;在等置思维模式下,通过法律意旨、意义关系的同质性对犯罪定型的把握;演绎与归纳的综合推理。事实本质的分析是我们逻辑分析的起点和解释正当性前提;规范类型的本质决定着事实本质特征的取舍;法律意旨、意义关系的同质性,作为类比推理的支点,决定着刑法解释质的限度延伸程度;而演绎与归纳逻辑推理的综合运用,又在量上具体化和规范化刑法解释限度。     

党群协商法治化:党群关系发展的一个向度

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涉及国家、政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何有效改善党群关系,具有多维视角。党群协商以协商民主为视角切入研究党群关系,强调在平等、理性、共识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党群关系。当前.党群协商的实践成效显著,但依然存在主体不平等、协商不规范、结果难落实等方面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现象,必须推进党群协商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即协商法治化。法治是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只有严格遵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理念层面、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规范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完善协商形式、监督协商过程、落实协商结果.才能使党群协商符合理性、改变偏好、达成共识.做到既符合协商理念.又经得起实践检验,改善党群关系现状。     

论刑法解释不能类比于文学艺术类解释

必须区分根据法律的解释与关于法律的解释,刑法解释当属前者。对刑法及其解释不能类比于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艺术性作品及其鉴赏解读,后者可以不受作者意图限制。不能像对文学艺术作品解释那样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谨防解释者按照所谓社会现实需要违背立法价值观的解释。     

刑事法治视野下热点案件的困境与出路——以许霆案为样本

广州中院一审对许霆案的定罪和量刑有着充分的刑法依据。二审判决很大程度上是司法对民意的屈从。民众意见与司法认定的激烈冲突是当前我国类似热点案件面临的主要困境。公众诉求与法治样态的错位,司法与民众沟通的长期阻隔,以及过分依赖修改法律而不重视解释法律,是造成此种困境的深层原因。回到规范判断,立足法律挖掘案件背后的问题,才是法治视野下应当坚持的理性立场和对热点案件关注的真实回归。     

略论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注重在公共理性和共同“善”观念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达成法律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以其公共性、平等性、责任性和一致性等特征超越了选举民主的理论悖论，并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相勾连；它通过强调参与、协商和讨论等具体方式而摆脱了选举民主的在中国所面临的实践困境，并与党的领导相融洽。因此，协商民主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

由刑事政策角度观之,民意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抗制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反犯罪功能: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可以强化民众的刑事法规范意识;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抑制压力;抗制犯罪过程中的民意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相机调整,以更好满足抗制犯罪的需要。但同时,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     

对公交机关处理轻微刑事案件问题的几点认识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公安机关对于缺乏证据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受理；被捉起公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不能进行调解，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则可以进行调解，立法上显得不协调。     

反思与探究:“孙大午案”的剖析及司法理念的重塑

"孙大午案"折射出司法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持宽泛理解的态度,通过本案可看出法体系整体性思考的重要性,以及前置法——刑法阶层性思维的必要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应仅限于"银行信用"范畴,通过引入"既存的实质性联系"标准对"不特定"的内涵进行限定,从而实现前置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刑法具有二次性违法的特征,司法过程切忌价值先行。     

中国死刑立法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显示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 6 7个死刑罪名具有相当的公正性 ,但是 ,刑事立法更应从规范的层面对民意进行理性和科学的引导。而不只是将死刑更多地定位于保护公法益 ,并且屈从于民众的意愿     

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平衡

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同时,又保留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原有“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两者抵牾,必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冲突。必须认真对待两者的冲突,顺应刑事诉讼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实现为导向,兼顾司法实践需求,降低法律自身的冲突,避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这一法律原则落空,应提升法官的心证能力,去除对口供的路径依赖心理,实现从人证到物证侦查模式的转变,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降低非法获取口供的诱因,以实现对两者冲突的平衡。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     

试论我国商标犯罪中的商标范围

对商标犯罪对象的甄选 ,反映了立法者的认识能力、立法时的犯罪态势以及立法者对社会利益的综合衡量。目前我国刑法中商标犯罪的犯罪对象均为注册商标 ,对未注册商标不予保护。在注册服务商标的保护方面 ,我国刑法仍然存在漏洞。借鉴WTO规则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结合我国商标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进一步扩大商标犯罪之“商标”范围。但同时应注意刑事司法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 ,不能超越刑事立法任意扩大犯罪圈。     

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新论——兼析“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同类客体之差异

已有观点对票据诈骗菲犯罪客体的认识,圃于"纯刑法"或者"纯公法"的思维方式,认为本罪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具有局限性.对此问题要从整个法律体系(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或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刑法分则的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把握.本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票据流通秩序",而非所谓的"票据管理秩序",二者分剐代表了"讼"和"私"两种不同的法益.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同类客体是不同的前考如该节罪名所捞述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而后者则是金融流通秩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不一致,适用出现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