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何以重塑——基于参与式治理视角的双案例分析

农村人口外流的现实背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决定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至关重要。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其实质是赋权不够和赋能不足。在阐释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多维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依托参与式治理的CLEAR模型构建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的分析框架。剖析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发现：“权能”融合机制是数字时代促进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制度赋权保障了农民的治理主体身份,为其权利表达创设了激励机制,数字赋能则提升了农民的可行能力,使其逐渐具备实现自由发展的能动性;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重塑的过程是制度优化与技术嵌入不断革新的过程,双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具有阶段性与融合互促性,有赖于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及村民乡村认同感的不断提升;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应积极搭建参与式治理平台适配数字治理转型,避免数字治理对乡村社会自主性的消解,造成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从微观层面拓展了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研究,丰富了赋权增能理论及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与应用。     

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及实践逻辑——基于南京市浦口区试点的个案考察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以南京市浦口区试点为例,通过构建“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场景-赋能结果”的四维分析框架,重点对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展开探讨。研究认为,在主体层,主要构建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民精英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协作赋能网络;在工具层,侧重利用政策、数据、平台等赋能手段提升了乡村数字化水平;在应用层,重点聚焦农业、民生、文化、生态以及治理等赋能场景的应用开发;在效果层,取得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拓展数字产业边界和构建乡村治理网络体系的赋能效用。不过,都市近郊乡村的数字赋能还存在多元主体耦合联动难、乡村数字人才短缺、资源要素支撑薄弱、数字风险防范机制缺失、城市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差等实践困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数字赋能乡村建设的主体协同机制、激发数字乡村治理人才活力、丰富数字乡村建设多重要素、筑牢数字赋能风险防范体系、推动城乡资源互联互通互享,从而真正推动都市近郊乡村建设的数字赋能。     

数字乡村建设：形势、特征与重点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整体数字化发展态势积极向上。但与城市相比，由于先天性资源禀赋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也面临顶层设计需进一步深化、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农村数字经济潜能挖掘不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农民数字化技能有待提升等薄弱点。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农村公共服务的项目制供给:主体互动与利益分配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而以项目为主体的供给方式是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践模式之一,它能有效调动政府、市场与乡村社会的参与力量。以主体互动视角去探究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的有效性可以发现,通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互动、地方政府与农村的资源互动、承包商与农村村庄的行动者互动,项目制供给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农村公共服务有效性供给的助推作用。但即便如此,项目制在助推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同时,亦引致农村社会内生化结构性障碍。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加快培育高质量经济新增长极。当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还面临顶层设计不完善、通用目的技术范式不聚焦、常规基建数字转型难度大等现实困厄。立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助推、加速与优化的动力机制,从农业生产智能化、农产品流通便捷化、乡村治理数字化、环境治理智慧化创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式。为充分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提出如下创新路径：政策机制“粘性渗入”,提供基础应用保障;信息服务“结网连片”,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经营主体“精准培育”,推动经营体系运行;治理结构“合理优化”,实现“三农”最优自治。     

情境认知视域下的农民数字素养：现实制约与纾困路径

农民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乃至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基于情境认知理论,从“数字技术情境—数字价值认知—数字化能力”维度可为探索农民数字素养的现实制约以及纾困路径提供一种新的建构逻辑。浙江省Q市K县数字乡村建设实践表明,当前农民数字素养存在三个方面的现实制约：一是乡村数字情境的薄弱化、单一化与低效化;二是农民数字认知的滞后性、排斥性与局限性;三是农民数字应用能力的差距性、单向化与碎片化。未来可通过“技术下沉”拓展乡村数字资源供给、通过“认知转变”凝聚农民数字价值共识、通过“资源整合”重构乡村数字技术培育体系,从而不断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     

失能与赋能：农村老年人何以参与数字乡村治理

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未能有效惠及农村老年人,还将其排斥在外,使之沦为边缘群体。通过对广州市黄埔区L镇J村和X村的调研,运用赋能理论,构建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研究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数字乡村治理参与困境主要包括适配性数字制度欠缺、适用性数字资源贫乏和适宜性治理活动失位,其症结主要是理念单一、环境压迫、行动缺位和个体隐匿。为了推动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应采取融入包容治理理念、夯实治理保障制度、完善数字资源调配、创新数字乡村参与模式等赋能路径。     

“大国中农”：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及路径建构

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离不开对“大国小农”国情和农情的关注。“大国小农”与实现乡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矛盾，须立足乡村发展实际使其实现“大国中农”的升级。结合农民群体发挥的中坚作用和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来看，“大国中农”无疑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现实选择。深剖“大国小农”与乡村共同富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厘清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不足的困境，可以为建构“大国中农”理论和实践范式提供靶向基础。基于“大国中农”的价值意义和“大国小农”的现实困境，以增权赋能为指导思路建构理论范式，以内外融合为指导思路建构实践范式，无疑是以“大国中农”助力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的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北大核心SSCI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构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是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健康服务需求的重要支撑。本研究着重分析我国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现行发展所面临的桎梏,探讨构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耦合机制,分析构建现代化乡村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的挑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的优化策略,拟从发展农村居民健康服务业、以“大健康”为农村健康生态格局、加强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推动农村健康治理现代化、健康服务体系资源配置五个方面提出有利于补齐农民健康服务产业短板,构建乡村大健康生态格局,强化农民群众健康素养教育,提升农村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具体建议,对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健康中国”目标,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的现代化农民健康服务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视域下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北大核心SSCI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守好“三农”基础、主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已经开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阶段。从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和实现途径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主体和重要途径。要把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放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谋划,坚持党对乡村振兴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深化乡村领域改革,释放发展活力;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增强乡村振兴发展的平衡性;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动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对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农民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帮扶对象、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本文认为在脱贫攻坚转换到乡村振兴的情境下，应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脱贫攻坚时期帮扶对象主要聚焦于绝对贫困人口，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帮扶对象将转变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其治理目标也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第二，在治理目标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提下，帮扶机制要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超常规治理转向常规治理，以实现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治理；第三，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治理，需要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个方面着手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机制。     

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及其社会性调适

在国家治理视域中，乡村数字治理承载着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乃至“善政良治”治理理想的社会期待。在这一背景下，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包打一切”的执念，逐渐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显露出来。这极易导致人们对这一新兴治理模式中数字技术的功能和作用产生迷误。事实上，数字治理所裹挟的技术主义与乡村治理所内蕴的公共性价值之间，是存在内在张力的。这一张力，是数字技术难以深嵌乡村社会人情伦理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的根源。如果不能恰切地对技术进行社会性调适，数字治理就会“悬浮”于乡土社会之上而难以真正发挥其正向功能。为此，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要关注其社会兼容度，并运用社会力量调适和超越技术主义思维的片面性，以纾解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问题，使之真正成为助力国家治理理想和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技术驱动和赋能工具。     

乡村振兴视域中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为数字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发展数字农业是乡村振兴的有效引擎和重要任务。把握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聚焦制度供给、发展程度、数据平台、财政支持、人才资源五大着力点，从加强数字农业法治化建设、探索数字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健全数字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融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研发管理人才等方面推进数字农业发展。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