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胜任力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当前，基层政府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发生了变化。治理转型下的基层目标设定权从“结果管理”转向“过程管理”,基层检查验收权从“及格达标”转向“末位淘汰”,基层激励分配权从“监督较软”转向“监督下乡”。针对部分村干部胜任力出现的困境，应通过强化正式激励和拓宽非正式激励，引导本土性人才、返乡农民工和青年创业群体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农村干部年龄结构，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基层“信息避责”缘何成治理难题

基层“信息避责”是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出于避责需要，在向上呈报信息时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致使上报信息失真的一种现象。“信息避责”呈现出选择性、粉饰性、掺水性、投机性、敷衍性五种基本类型。其既降低政府治理效能，危害民众利益，减损政府公信力，又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治理基层“信息避责”，可从德、能、制三个维度共同发力，让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既担得起责，也避不了责。     

论新时代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提出的"善治"目标,需要通过提升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来实现。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最直接执行者,我国基层干部群体发挥着促进基层治理主体达成共赢的作用,确保着治理目标更注重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作为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国基层干部的一种特殊能力要求,治理能力不同于那种个体因自身完成本职工作所发挥出来的素质要求。治理能力发挥需要多主体合作,着眼于关系与过程导向,更侧重于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优化整合资源,以及个体能力在治理中发挥的效果与效能。治理能力提升受基层干部个体成长周期的内驱力量影响,也受制于该阶段的基层干部管理体制的外推力量。正是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即综合效应力,共同作用于基层干部队伍整体。     

基层闲人现象的生成与表现

基层处于国家治理的前沿阵地,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纷繁复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忙闲不均、人员闲置的现象却较为突出。基层闲人现象的根源在于少数基层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和基层制度激励不足。推进基层闲人治理,首先要突出党的基层干部教育制度实效化,坚定理想信念;其次要遵循公务员制度科学化,厘清基层职责边界;再次要注重容错纠错制度理性化,增加试错容错空间;最后要落实基层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合理化,实现激励实效。     

基层治理要唯真、唯实

城乡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一项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工程,涉及顶层设计、政策执行、社会动员、总结反思等多个环节。而当前,个别基层党员干部一味注重结果的工作导向,给基层管理和服务造成压力,导致弄虚作假、政策目标执行偏差等问题。究其根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合理考评机制等因素的存在,助长了一些基层干部不唯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基层党员干部树立“唯真”和“唯实”的观念作风,以实为要。     

基层微权力监管存在的问题与治理之道

随着治理资源向基层大量涌入,出现基层微权力运行失范现象,这既打破了基层政治的生态平衡,也影响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基层微权力运行失范产生于基层治理场景中权变性的策略行为,是"基层干部逐利动机"以及"对微权力制约和监督不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质是基层治理制度的异化。实现微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需要压实权责一体化,推进信息公开,加强科技支撑,同时,强化基层干部的自我约束机制,从而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武汉市J区M街道的田野调研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才力量。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政府为了优化村级组织的人才基础，缓解村级治理压力，通过公开招考渠道向村庄制度化地输入青年后备干部。在实践中，这一基层干部供给制度表现出选聘和培养环节分离的特点，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由于难以正式进入村治队伍，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后备干部制度的不完整嵌入、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的错位、制度目标偏差下的能力锁定，共同形塑了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青年后备干部群体的职业际遇，反映出后备干部制度设计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国家制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问题。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及治理策略

基层形式主义有何表现、何以存在？沿着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演进来考察，当前基层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走秀式”的调查研究、“重复式”的文件传达、“一刀切”的政策安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甩锅式”的责任转嫁、“盆景式”的样板工程、“摆拍式”的政策落实以及政策评估环节存在的“指尖上”的任务要求、“泛滥化”的督查考核和“留痕式”的文牍主义。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演化是多种因素、多方力量作用的共同结果，既有基层干部自身因素的影响，更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掣肘，还有政策环境方面的制约。有效治理基层形式主义，需要系统谋划、科学安排、精准发力，不仅要紧盯基层形式主义的主体，积极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更要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还要关注政策运行环境的保障功能，不断优化基层治理的政策环境。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基层治理合规化与制度成本

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内生供给向外生供给转变，重塑了基层治理秩序。在内生供给模式下，群众动员贯穿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全过程。在外生供给模式下，资源分配的合规性替代群众动员，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的合规性，资源下乡往往伴随着规范、规则和监督下乡。这一转变在塑造了基层治理的合规化运动，压缩了基层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的同时，也使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被耗散在完成合规合法的程序要求上，造成了基层治理制度成本攀升这一意外后果。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依然具有标准化程度低、规范化难度大的特征，治理秩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规范而在于动员。     

以"微改革"实践推动治理效能实现

"微改革"与宏大的改革方式不同,往往采用问题导向进行,主要包括便民惠民、政务流程、城市宜居三种类型,大多精准指向群众生活中的痛点和公共服务的盲点,能够有效激发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夯实治理效能实现的认同基础。基层作为贯彻落实改革任务的神经末梢,能否及时把脉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切实对症下药,不仅是对基层干部专业素养的集中考验,更是对其政治能力的全面体检。可以通过对"微改革"的目标改进、内容充实、制度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推动治理效能实现可持续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研究

整体性治理源于新公共管理的式微与信息技术的勃兴。该理论循由“重新整合”到“整体性治理”的逻辑进路,主要关注治理目标、完整性过程、基于责任感的整合、制度化与信息共享。整体性治理通过组织建构层面的层级整合、从结果到结果的过程探求、责任感与制度化的工具契合、信息技术的深层应用,诠释了“逆碎片化”的“整体性主张”,为解决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治理主体“各自为政”与治理机制“碎片化”的现实困囿提供了理论参考。藉此构建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期待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主体形成舍力,加快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即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化“形式理性”对公共治理的“实质理性”替代现象。数字治理过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执行和拼凑应对偏差叠加,导致“完成任务式”“政治联合体”和“向下考核激励式”三种类型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在发生逻辑上,向上完成任务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唯上主义、单向传导、化约主义和短期主义的拼凑应对偏差;政治联合体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纵向组织间基于数字信息系统的共谋性拼凑应对偏差,横向部门间基于数字信息逻辑化的联合性拼凑应对偏差,选择性执行下的策略性拼凑应对偏差;向下考核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数字治理的标准化偏差、政策指标的顶格性偏差、公共治理的分离性偏差。为此,须通过数字治理的技术执行体制改革,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矫治数字治理形式主义。     

扫黑除恶与基层治理生态完善

在扫黑除恶斗争过程中加强基层治理生态净化,斩断灰色利益链,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完善基层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举措。要将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深度结合,创造基层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加强基层执纪监督体系建设、提供强大制度支撑,塑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基层治理生态。     

关于社区治理动力机制的调查与分析

社区治理的意义不仅是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而且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策略的具体落实和实施过程,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基本目标就是优化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减少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阈下的基层干部激励机制构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精神,它为基层干部激励机制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对基层干部的激励,既要兼顾干部是"经济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要把握体制内干部作为"政治人"的现代政治价值追求,在国家治理目标引导下,调整体制、制度和环境的激励功能,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的作用,按照全面净化政治生态和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辩证地解决激励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容易出现的畸轻畸重的问题,加快完善基层干部激励机制,为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提供体制、制度和环境支持。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