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发展

内政与外交是彼此关联、息息相关的。我国建国后外交分别有"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和不结盟、开放的四个外交时期,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点经验与启示,即: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与外交三者的关系;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外交工作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正确处理好内政外交的辩证关系,促进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知的改变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拒绝阶段、接触感知阶段和认同阶段,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中国的安全利益由重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保护国家的政治利益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全并重,优先考虑经济建设,再到提出新安全观,强调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构筑和谐世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安全重点的转移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不断的角色定位.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与外交思想笔谈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资源,这是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研究,丰富外交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学理源泉。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外交价值观一以贯之,外交思想和原则具有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党的外交思想坚持人民性、独立性和时代性。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体系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开展涉港国际斗争,坚决反对与遏制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安全理论建设具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理论指导,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的具体体现。     

粮食外交的中国认知(1979—2009)

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外交研究开始步入专业化轨道。学者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美国粮食外交史,同时也开始研究中国自己的粮食外交史,从理论层面分析粮食与外交互相作用,并对近年的国际粮食危机进行跟踪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今世界粮食形势并不安全,挑战和机遇并存。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围绕中国的粮食外交这一主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粮食进口与中国对外关系演变之间的关系,二是判断世界粮食形势的多维视角。     

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互动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传承优秀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理论架构、问题导向、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当前处于系统整合阶段。因此,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问题意识并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中国当前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在系统性方面,要加强外交和安全、外交和内政的衔接;在互动性方面,要加强外交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的整合;在国际性方面,要在体现中国特色、提升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上实现对立统一;在应用性方面,要提升外交安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此使相关理论在探索创新中更上一层楼。     

和平发展与外交战略：非传统模式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外交为内政服务,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中国政府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出发,结合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政策,近年来形成和强调与周边和世界的“合作、和谐”的实践战略。为了实现发展,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台湾当局对外关系现状及其活动策略评析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以来，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台独”路线．不仅在岛内进行一系列“去中国化”活动，而且在国际上为谋求所谓“台湾独立”的政治地位，大搞“烽火外交”、“冲撞外交”。一时间，台湾当局对外活动势头汹汹，不断冲撞一个中国国际框架，两岸和平稳定受到严重冲击。对此，大陆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有力地遏制了“台独”分裂势力在国际上的冒险活动。总的来看．近年来台湾当局点火式“务实外交”势头受到重挫，声势大为下降。但是为求败部复活，台湾当局再度调整其活动策略，谋求稳住对外关系阵脚。     

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

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一国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这句话多少被视为外交学的一条“公理”。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专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中国外交研究是改革开放后才起步的。在开展学术研究之初,人们关注的必然是一些相对具体和     

两种和平共处政策：各自的起源及相互冲突

和平共处是中苏两国的主要对外政策。但是,由于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两国不仅对和平共处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在和平共处的实施上差别也很大,和平共处因而成为中苏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和平共处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动态性的,不能僵化不变地看待它,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许多方面。     

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毛泽东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战略探析

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考察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准联盟外交。受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知及美苏对抗态势的共同影响,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旨在获取外部战略资源,可大致分为与亚欧中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和与西方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三个阶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手段,首脑外交是辅助手段。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其忽视合作机制的作用,当中国和准盟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准联盟外交往往随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出现波动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常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过于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互利合作,导致建立在经济援助之上的准联盟外交所获取的战略收益常被支付的高额援助所抵消。     

政党外交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笔谈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是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的过程。习近平外交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规律,成为新时代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具有独特作用,这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外交体制的独特性、处理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独特性。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国际社会的发展事业是党的对外工作的内在要求与重要内容。对发展问题的长期关注与中国的发展奇迹是中国共产党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历史和现实是理解政党外交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维度。中国的政党外交由中国国情决定,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进步与和谐。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对外工作的重要内容,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方法和策略上,我们需要用更加理性、科学和专业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讲述多元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科技加速影响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领域、风险识别与策略审视

随着诸多创新性、颠覆性新兴科技的涌现与融合，技术加速迭代，引领人类社会跨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此背景下，这些新兴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治理中，在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层面、物质与意识层面、整体与个体层面皆产生了深刻影响，提升了国家安全治理效力，丰富了国家安全治理的内涵与实践。但是，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交织互动下，新兴科技的应用也存在诸多风险，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一定威胁。赋能与风险共同塑造着技术与安全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技术竞争范式与技术和合范式两种不同的选择。在前者支配下，国家会因过度关注技术的威胁性而形成充满竞争与零和性质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在后者支配下，国家可以意识到以技术合作促共同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强调平等对话与合作共赢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中国在技术和合范式驱动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已有丰硕成果，对于在全球实现技术与安全良性互动，构建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孙中山对日本外交思想发展变化述评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在他发起和领导的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建立共和政府、振兴中华为主旨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面对外交问题:如何处理与对当时中国内政具有极大干涉力和影响力的各大国的关系。而其中,由于中国革命与日本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中日间的复杂关系,日本这个国家在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中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     

孙中山对日本外交思想发展变化述评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在他发起和领导的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建立共和政府、振兴中华为主旨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面对外交问题：如何处理与对当时中国内政具有极大干涉力和影响力的各大国的关系。而其中，由于中国革命与日本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中日间的复杂关系，日本这个国家在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中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     

中国外交新理念

追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今天,中国的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处在深刻变化之中。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对外交往的持续扩大,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日益明显。     

在应对危机中不断拓展的中国外交

2009年是新中国外交的第60个春秋，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外交与60年前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中国外交的目标、对外关系的布局、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形式和内涵等都显示了新的时代特点。在承前启后的2009年，中国外交以建国60周年为契机，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线，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多边合作，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加强全方位外交，充实和拓展总体外交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大概是四五年前,在一次有关上个世纪40—50年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本人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当时提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受到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向性”,借用的是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美国学术界描述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简单概念。其含义是指在苏联这个主要的外部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根据美国国内政治的各种需要而非应对外部世界变化而制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固然与美国非常不同,国内政治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也不清楚。由于缺乏…     

中法外交风波与中国新时期外交

2008年发生的中法外交风波是具有典型性的外交案例,其实质是法国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对此,我们进行了把握方向、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法外交风波深刻反映了我国面临的复杂、严峻的外交形势,证明西方对我国采取的既接触又遏制、以压促变的两手策略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加强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关系探析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是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人员和技术等方面援助的总称。它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其对外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是一种经济政策和行为,同时又是一种外交政策和行为。《马约》把发展援助政策划归在“第一支柱”框架之内,而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第二支柱”。“第一支柱”具有很强的超国家性,而“第二支柱”属政府间合作范畴,不受共同体机制的管辖。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是割裂开来的,而在实际运作中,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东盟50年: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的成功典范

<正>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东盟一体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的成功典范。在区域治理层面,坚持运用"东盟方式"处理问题,强调互不干涉内政、舒适性、松散性和渐进性;在对外关系层面,坚持运用"平衡外交"原则,维护自身安全。这些实践经验成为东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尽管东盟面临诸多挑战,但其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依然充满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