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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天舒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4)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中,政府与民众是一对相互合作又相互博弈的行动者。政府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奉行"大事化小"的纯粹主义;民众则采取"小事大闹"的行动策略,打破现有的秩序,将意见和诉求输送到决策层。而在网络空间日益膨胀的当今,这种治理逻辑同样被投射到虚拟的公共领域,并衍生出被动机制、互动机制和联动机制这三种网络治理的机制。但是,传统网络治理逻辑存在诸多弊端,导致政府在治理机制的选择上存在时滞效应。因此,政府要顺应治理现代化潮流,重点关注网络空间治理的结构性主题,进而在网络主权、价值追求、网络党建、网络安全以及网络吸纳等领域作出更好的路径选择,建构出一套立体的网络规制和治理框架体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实现政府的善治目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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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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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对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保障网络生态安全对维护国家多领域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威胁我国网络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面对日益复杂化、隐蔽化、长期化的网络安全风险,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导,积极探索网络安全治理问题,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应对网络生态中的新风险、新挑战、新态势,需转变治理思路,应从更高维度的"生态系统"思维出发,从系统性、整体性的视角来把握自由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实与虚拟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网络生态治理的过程中,我国应以多主体参与、多手段结合的治理模式为先导,以优化信息干预机制、规则导向机制、绩效评估机制为抓手,凝聚多元力量、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治理效能,共同构建网络生态安全治理共同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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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局势的快速变化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传统政党力量逐渐式微。世界政党政治出现了诸如政党意识形态弱化、政党政治民粹主义盛行、政党传统功能遭受挑战等新变化,与此同时,政党也在危机中进行调整,从而酝酿出新趋势。在此背景下,探索新的政党政治发展方向,建构一个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变得尤为关键。遵循情境性、平衡性、动态性和多元性原则,从"政党制度水平""政党体系治理"和"政党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综合考察世界各国政党治理水平和政党发展前景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在批判西方政党领域话语霸权的同时弘扬中国智慧。我们可以运用该指数总结一些国家政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比较研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绩效和差距,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论,进而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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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责任"被写入《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标志着这一规范的制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其付诸实施的支持。由于"保护的责任"规范被制度化后,在其履行的阶段遭遇了程序性和实质性的争论,因此本文认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兴起和制度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其履行也是国际规范扩散的必要步骤,它与制度化是一个连续谱系,两者共同推动这项规范的扩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了"保护的责任"规范演进的三个阶段,而且在强烈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同时,扮演着建构和实施"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建设性角色。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保护的责任"规范的战略实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国际规范塑造的相互对接,这也是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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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7日至18日,"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此次学术研讨会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从事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比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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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外交是冷战后逐渐兴起的国际间新型外交形式,与传统外交相比,它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随着世界范围内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日益加剧,灾难外交显示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它体现了国际交往的文明性和技巧性,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和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试图通过总结灾难外交的局限和前景,来分析增进灾难外交的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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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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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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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灾难与动荡不断的风险世界中,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手段,丰富了外交理论与实践,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国家安全、国家权力的认识,并考验着国家外交的信息调研能力、危机处理和外交应对的机制与方式。中国的灾难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不少困难,主要表现在: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成胁、外交体制不完善、方法不多、沟通意识不强。中国应丰富外交手段,创新体制,拓展空间,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