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务员制度创新——以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为例

新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了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府行政改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过程中自然包括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公务员的进出制度、培训考核制度、薪酬激励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也深深地带有新公共管理的烙印。基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政治现实的差异,我们在进行具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应当看到政府改革所面对的具体的行政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公共行政理论时,我们应当在具体的背景下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     

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启示

新公共服务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念,它是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新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西方最新政府改革理论对我国公共部门改革的启示

近几十年来 ,国际行政学界出现了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为主流的改革理论。它们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思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并且在西方一些国家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在公共部门改革中开阔思路、拓展眼界、具体操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帮助。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行政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作为政府管理研究的行政学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实现了理论上的三次飞跃.每一次理论上的突破都必然在实践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同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新的政府管理范式,引发了西方社会政府改革的波涛,构筑了一波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在实践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那么,产生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不是也适合我国国情呢?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我们又能获得哪些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益的启迪呢?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一种与新公共管理理论并驾齐驱或替代式的公共行政改革新模式。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服务型政府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服务理念，民主参与的行为方式。新公共服务理论虽产生于美国，然而其倡导的公共利益至上、责任政府及人本主义理念，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公共产品与政府职能: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视角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的政府管理遇到了来自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挑战;同时,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也都不断地为政府管理提出新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公共管理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行政价值观念、行政职能、政府管理运行机制、行政组织体制、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管理方法与制度等方面。分析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改革促使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而公共选择理论对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学的交易论以及经济人假说对政府失败做了深刻揭示,并提出了补救政府失败的政策主张.     

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异同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一、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相似性 1.具有共同的适应性.它们都是适应各个时期的社会发展对公共行政的需要.新公共管理起源并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压力,"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传统的政府行政已经失效,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以企业家精神和西方新右派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就应运而生.     

新公共管理运动学理基础的重新解读——新公共行政理论内涵辨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绩效、责任、回应等基本主题,其实,这些内容在新公共行政理论中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阐释与体现。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而言,新公共行政理论是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理基础相并列的行政学学理基础。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至今,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批判与攻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行政学学理基础与经济学、管理学学理基础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冲突。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先富区域继续发展的适用性——基于东莞市寮步镇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治理理论,掀起了政府改革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述评与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采用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加强竞争和市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新公共服务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政府角色等方面能很好地纠正新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重新重视公共性、合法性、公民精神、政府责任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资源互融和协调，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希望之所在。这些精神理念对我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行服务行政的政府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它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治理理论下建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初探

治理理论是近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它的一些理论主张在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成功应用。本文着眼于探讨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模式变化问题,尝试建立委托与替代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模式,以推进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改革。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三大形态

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解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文化变迁、民主发展、政党政治变革等重大变化的理论基础和中心环节.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关于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在20世纪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即二战前的形成时期、二战后的鼎盛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多元发展时期.这一理论主要讨论了传统的工人阶级、以白领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新中间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以及知识分子等问题.     

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多种途径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来影响中国改革。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寻找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     

论十六大在理论上的新发展

研究党的十六大在理论上的新发展 ,是深入学习把握十六大精神的灵魂、精髓、主题的需要 ,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需要。研究党的十六大在理论上的新发展 ,要采取对比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理论研究和战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和重点相结合的方法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要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十六大在理论上的新发展主要有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而最突出地表现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     

新发展理念的历史超越与新时代意义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是比较典型且在特定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理论,但由于各自的局限而日渐褪色。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再到新发展理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越来越高度浓缩,也越来越完善。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新境界,克服了西方发展理论的种种弊端,实现了发展理论的历史超越,为人类社会整体未来现代化的生成提供了无限可能,新时代坚持和落实新发展理念意义重大。     

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作为这场改革运动的标签与口号,新公共管理迅速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在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和概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其的评价。     

整体性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机制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恩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本文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系统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框架，以期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参考。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行政伦理价值理念——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政伦理规范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反思和批判,它体现了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传统,把公民、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一些公共性价值的东西置于民主治理的首要位置。透视新公共服务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诸如公共利益至上、服务行政意识强化、行政伦理社会环境培育、行政伦理责任制度的建设等非常丰富系统的行政伦理价值理念,这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伦理规范、行政价值理念的培养、行政价值判断的形成、行政伦理环境的营造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