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架构下的非政府组织

本文在对非政府组织的概念进行辨析和对全球治理的涵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指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的架构下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对全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有促进意义.     

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弱化论”

全球治理是针对传统的国家治理而提出的命题,因而出现了全球治理会导致＂主权弱化＂的观点。弱化国家主权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全球治理主体之一的国际组织。本文通过考察国际组织的机制,阐释其作用,论证所谓全球治理弱化国家主权,实质是主权国家顺应全球治理的趋势,自主调整、转换主权功能、形式,进而实现主权内涵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     

全球治理理论背景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社会立法

国际关系学者所提出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除国家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的第三者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各种治理主体均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不例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速度加快与程度加深,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性议题,为解决和提高各国对这些社会性议题的关注而活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作用也日益显现。因此,从全球治理理论探索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立法中的作用以及参与途径,对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也是有益的。     

全球治理离我们多远

全球化的发展催生了治理全球化的全球治理理论,但这并不代表全球治理的时机已经成熟。由于经济全球化本身尚不成熟、世界各国人民在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在全球治理中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尚不明晰以及非国家行为体能否担任起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职责等问题的存在,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障碍重重。全球治理到底是现实政治的前进方向还只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已有待于我们去探究。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

晚近，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成为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发展进程中一支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对于传统的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全方位冲击。文章认为，这种现象表征了传统国际经济法的诸多问题和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触及到国际经济法的总体架构和理论前提，是一种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南北发展矛盾、国家中心主义、经济中心主义和发展意识形态等。文章尝试提出了解决此种“合法性危机”的可能思路，具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对于国际经济法的信息、生成、实施和争端解决过程的开放准入，国际政治、经济、杜会、人权、文化诸种领域和各种问题的关联互动以及国际经济法从权力模式向法治模式乃至治理模式的范式转型。     

“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识与冲突——基于实验主义治理的解释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改革不仅体现为传统税收原则的失效与调整,更体现为传统税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变迁。有害税收竞争、税收规避等新治理挑战的凸显,使得旨在解决“多重征税”问题的传统税收治理体系难以为继。经合组织推动下的国际税收秩序改革共识与各国单边主义征税行为共同构成了当前“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复杂图景。如何对并行存在的共识与冲突提供整体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分析不同机制的相互影响关系,既是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并应用于具体领域的需要,也是实践方面探索“数字税”未来改革进程、实现多边共识的必要前提。文章基于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演变历史的回顾与逻辑的梳理,总结了国际组织和各国参与“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多重行为,进而以实验主义治理为理论分析框架,从框架性目标设定、政策学习过程、改变现状机制这三个方面为“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提供了整体解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复杂机制,也有助于为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论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完善

亚投行的正式成立为当代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产生是基于亚洲地区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的客观资金需求,也有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观动因,更源自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需要.作为专注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新的区域性开发型金融机构,亚投行不应被赋予过度的政治解读.亚投行设立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全球金融治理注入新鲜血液,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并有助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重塑.亚投行今后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应在内部构建良性循环的治理结构,处理好与其他多边机构的外部关系,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并处理好资金安全风险.     

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理念与路径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有诸多经验和教训,如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定位,有利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应以本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为依归,而不能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中国应注意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避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些规则成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桎梏。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应当秉持“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可以通过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能力等方式,以推动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增强中国在未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     

跨国公司的国际法管制之述评

本文追溯了各种管制的缘起及其近期发展,并对每种模式做了相应评析,结合现实状况分析在未来如何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管制,得出"全球管制治理模式"将是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发展模式.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准入制度探析

全球治理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而出现的一种世界秩序观。NGO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国际上的NGO形形色色,各自活动领域也不相同,他们也并非神话,有着自身的缺陷,需要对他们进行规制和监督。作为对NGO进行规制和监督的一种制度,NGO准入制度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对NGO准入规制和主权国家对NGO准入规制。     

杰斐逊式民主与“美国精神”

托马斯·杰斐逊参与了认识、组织、治理国家的全过程,将自己的主张变成对国家宪政、政府政策的现实设计,实现了个人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完美结合。杰斐逊的一整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治国理念被称为杰斐逊式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杰斐逊式民主经过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维护与发展,成为美国民主传统的主流,促进了美国精神中政治民主传统的形成与传承。     

全球秩序重构进程中的法治中国建设

全球化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以新的型态在演进拓展。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乃是全球权力中心转移所引发的全球秩序的剧烈变动,以及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兴未艾。这是一个全球秩序重构的历史性进程。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今全球秩序结构,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处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的法治中国建设,不可避免地要顺应迅速变动的全球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环境,反映全球权力中心转移与中国重新崛起的法权要求,努力把握战略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法治改革,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坚定地走出一条自主型的法治中国建设之路。     

全球治理与国际竞争法的网络模式

由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勃兴和市场机制的内在张力,国际社会步入了国际化市场经济阶段。国际化市场经济要求国际社会建立国际竞争机制解决国际市场失灵。在"洛克式"的国际体系下,借助全球治理理论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国际竞争治理网络模式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选择。多层次的国际竞争治理网络模式可以借鉴经济学的联邦财政理论和体制竞争理论确定各个层次的管辖权划分。     

民主原则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体现与运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两大支柱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框架。但是,就目前来看,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已经陷入停滞不前的僵局中,基于民主原则建立的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限制"。如何基于民主原则削弱相对"国家主权"的力量而推动全球治理,是一个深思的问题。     

行政法的全球视野——行政法学研究的新方法

以跨国研究课题为依托的全球学术研究网络，正在以诸如“全球行政法体系”之名得以逐渐整合；由此，伴随着“全球治理”理论之发展而诞生的“全球行政法”，已经由一个学理性概念演变成为全球行政法研究的一种视野、一种方法和一种诉求。这种视野或者方法，既是全球化理念在行政法学中渗透的产物，也是推进行政法研究走向全球化的内在要素。     

治理视角下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路径分析

治理理论是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它认为新的治理结构应当是多中心的、自主的、分工合作互为补充的,以充分发挥各主体叠加的复合性优势。非政府组织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主体,其自身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和高效率。本文在治理理论的语境下,分析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并就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路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     

全球治理视野下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挑战与策略研究

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之一，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必要而且紧迫。聚焦全球治理视野，从动力机制、动员机制、有效性机制、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分析研判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策略：破解合法困境，促进价值认同；营造社会氛围，强化社会动员；加强能力建设，健全行动模式；加强对话合作，拓宽参与渠道；构建政策体系，完善制度建设。以期为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提供思路指引，并通过社会组织“走出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     

全球治理-中国视角研究评述

全球性的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国内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相对国外的学者起步较晚,但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提出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本文评述了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的不同观点。     

全球气候治理时代的贸易战:评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案

中国光伏产品受到欧盟的反倾销调查的本质是全新的、正在发展的贸易壁垒,它标志着贸易全球化在人类进入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障碍.这样的“气候贸易壁垒”如果越演越烈的话,各国可能会踏入气候贸易壁垒的泥沼.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国际法情势下,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可能是极其危险和负能量的,而坚持多边主义的国际法规则可能才是解决当前国际贸易困局的唯一出路.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

知识产权是国家在全球竞争的核心要素。当前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集团,尤其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中国未能参与治理体系的制定,只是被动的接受。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利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和“国家俱乐部模式”,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规则朝着“保护最大化”和“国际规则美国化”方向发展。中国应努力实现由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规则内化型参与到规则外溢型参与,在充分考虑外部世界舒适度的前提下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逐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