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同心”思想研究

深入研究民主党派“同心”思想,不但能科学地分析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框架中“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能更好地提炼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意蕴,把握其内在运作逻辑和制度创新能力,从而拓宽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合法性资源.在“同心”实践的推进上,一方面,要坚持用“进步性”引领“广泛性”,探索思想教育的新机制；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制度化”结合“民主化”,探索制度培育意识的新途径.     

全球变局、现代政治与新冠战“疫”——危机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制度体系力研究

面对21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国体制的力量和战绩举世瞩目,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原则、以“知识”为中心的防控体系、以“制度”为中心的力量之源都凸显了中国抗疫的制胜之道。从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的国家制度功能性层面论证中国抗疫行动的制度体系力(1)支撑,彰显了共同活动方式的系统增益效能、“真实集体”的协同动员能力和“以人为本”的内在驱动力,使中国成为积极应对和主导疫情变局下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的后发引领者。制度优势的有效运用,推动和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的双重起飞,并充分实现了疫后经济恢复、常规化危机处理机制建构和大国角色转换的治理效能。     

公安院校“三重中心”及学分制选择

公安院校是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这个中心的内涵是什么?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中心任务和目标?我认为,公安院校的特质决定了,“三重中心”是最基本的办学理念,符合公安院校特点的学分制,是体现“三重中心”理念的有效机制,是培养警察专业人才的办学模式,是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制度选择。本文以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的办学实践为例,阐述这些公安院校普通学历教育中的基本问题。一、“三重中心”的办学理念“三重中心”是指,学校管理以教学工作为中心,教学工作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学生学习以警魂塑造为中心。“三重中心”犹如射…     

“5215”管了官也管了民——关于威海市环翠区农村制度建设探索调查

“有章理事”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保证。去年以来,环翠区建立完善了以“五民主、两公开、一减负和五必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系列管理制度。这个制度上管官、下管民,使农村管理走上了规范化、民主化、法制化轨道。     

《30年聚变》专题报道之二 溯民主路径——路径6：吏治“新政”从“公推公选”到问责政治

“治国先治吏”是中国古训，现代公共治理亦依托于具备合格从政能力和道德的官员阶层。改革开放后，干部制度的民主化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后．改革步伐骤然加快。     

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的并存和差别而产生的政治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同时由于特殊的国情和现代化进程,使这一问题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出。在现阶段,“三农问题”之首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之首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权益问题。应该摒弃放任主义和民粹主义立场,以现代化为取向,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的总体框架下解决“三农问题”。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城乡统筹、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民主合作。     

浅析梁启超之“开明专制”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在实现民主进程方面,有急进与缓进之别。梁启超根据中国过渡时代的情况,强调新旧政体转换过程中必须要有过渡阶段,即“开明专制”阶段。“开明专制”思想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起步的可贵探索,它弥补了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柳州市严把“五关”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柳州市大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化和透明度，把一批优秀干部选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为努力实现“经济升级、城市转型”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以人民为中心”再创时代新伟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价值逻辑。“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初心的实质内容，是党的精神谱系的灵魂，规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的，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价值导向，是评判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价值标准；这一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践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基础；这一思想有着完善的价值结构，人民既是价值主体也是价值客体，既是价值目的也是价值手段，是在人民实践中主体和客体、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这一思想体现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理想信念、党性党风之中，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特别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以及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文化事业、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等各个领域；这一思想以人民全面共建共享为实现路径，以全面发展的人民为价值主体和依靠力量，以人民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目的。     

国民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

1927年武汉“分共”之后，以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理论家，针对马克思主义认为小资产阶级不具备独立革命性的观点，提出一套以论证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之革命性为中心的理论，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依靠和扩大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小资产阶级革命论的阐发，是国民党“左派”试图借助“阶级”话语打造自身理论立场的尝试，也反映了“大革命”后知识分子对中国式“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     

“官员问责制”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官员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某种意义上,它体现了政治民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也是体现"责任政府",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加强制度化建设,强调权、责对等,是完善"官员问责制"的重要途径.     

浅谈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文化安全

当今世界 ,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它不仅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面貌 ,还对各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 ,在某种意义上 ,也带来了世界各国 (包括发达国家 )对于自身文化生存的关注与焦虑。为了获得中国文化的安全 ,我们必须采取宽容的态度兼容其它文化 ,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 ,创生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统帅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纲领,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确保党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切实推进依法治国。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就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大力增强执政为民意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为创建和推进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并使之不断完善，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     

党的执政经验是党探索执政规律的重要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这些经验,是几代共产党人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得来的重要理论成果。21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压力和挑战,只有运用这些经验,大胆创新,解决执政面临的突出问题,创建新机制,才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主化路径的几种思考

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的实质内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目前理论界对民主化运作程序和具体路径的探索思考。从哪里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构建市民社会","完善宪政民主","改进和完善党内民主"还是"扩大基层民主"?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政治民主化是中国顺应时代潮流的现实选择。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走体制内民主化道路,是由中国目前政治力量的现实状况决定的;也是兼顾民主和稳定这两大政治发展目标的实际需要;还是基于中国历史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的策略考虑。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要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执行;要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民主制度化;要加强党内监督,建构中国特色权力制约监督体系;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走依法治国之路。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要健全和完善协商民主机制

公共政策制定中有表达自由、表达平等、选择公正三个民主难题,这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选择合理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各国长期的政治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公决机制、谈判机制、协商机制三种典型的民主决策机制。我国选择以协商民主为主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选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我们应该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协商制度、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主协商制度和公民自治制度四个方面,健全和完善以协商民主为主的公共政策决策制度。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政治价值

从本质上看,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体现。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对民主监督作了制度提升。其现实价值在于,它是活跃民主政治生活、广泛反映不同阶层民意、有效整合政治资源的政党关系要素,是我国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反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