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升级及遏制机制研究

成功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核心在于阻止其中的冲突升级.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升级可以区分出四种相互关联的机制,分别为:信息变异机制、规模膨胀机制、情绪激化机制和暴力扩散机制.探究四种机制中导致情况恶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是成功遏制冲突升级、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     

群体事件中的群际行为因素分析

群体事件中的群际冲突是一种特殊的群际行为,群际行为冲突在不同层面有着诸多相关因素。从内群角度分析,内群体成员的高自尊水平、去个性化及群体极化,是内群体行为过激的主要因素。从群际角度分析,群际认知与群际情绪是群际行为冲突的行为基础。而在群际行为冲突过程中,群际的消极互动及群际威胁又加剧了群际冲突的程度。     

基于雇佣关系的公共冲突升级及其治理

公共冲突升级扩散有其特殊形式。与专门从事升级冲突的职业人员及其引发的冲突事件不同,有一类围绕特定事件、以随机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为主力推动冲突升级的"事件性冲突升级"现象。行为暴力,方式激进,冲突强度和烈度较高,需加以关注。根据升级施压对象的不同,事件性升级冲突可分为施压对方、施压第三方与施压对方和第三方。在雇佣关系下,事件性升级冲突行动目标明确,路线、行动方式和压力源三者相互影响,构成压力源模型:不同类别的升级路线选择不同的施压行为方式,撬动生产压力、安全压力、权力压力、舆论压力不同的压力源,引发冲突升级。事件性冲突之所以能升级,其撬动压力源模型的机制在于受雇者的角色激励。建议区分冲突当事方和第三方,培养并强化社会法治与规则意识,关注边缘群体自我意识建设,启动并增效多元化的冲突化解机制。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建构的必要性

董事责任险是服务于公司治理需要的保险产品，该险种在我国自面世以来遭遇了一定的市场冷遇，其重要因素之一是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为此，在法律层面上进行科学、周密的制度建构显得十分必要，不仅有助于为该保险产品在宏观与微观两层面的经济价值提供运作平台，而且有利于推进公司法制的进一步完善。     

试论中国企业的网络舆情应对与管理能力——以王老吉为例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多起传播广泛、影响巨大的企业热点网络舆情事件,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和2010年的圣元"婴幼儿"奶粉事件等,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却大多不合格。现今网络舆情研究侧重于宏观政治层面,从企业角度开展的微观研究则很少。本文以王老吉在2008年震灾"捐款门"与2009年夏枯草"添加门"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管理为研究视角,希望能够为提升企业网络舆情管理能力提供一些经验,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新闻议题框架对公共冲突治理的作用机制及其管理

媒体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同时,也通过其新闻议题的建构方式为受众理解和判断新闻事件提供理解框架。不同的新闻议题框架会通过引导受众的认知、评判、情绪和行动意向,对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平息、化解和转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公共冲突治理中,要通过框架识别、匹配、对冲和跳转等方式,充分利用和发挥新闻议题框架的正面功能,促进公共冲突的平息、化解和转化;同时抑制其负面功能,防止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和恶化。     

合作治理视域下当前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机制构建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特别是环境冲突事件。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以及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等方面,阐释了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最后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研究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现有法律机制的运行不畅和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解决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走法治化改造道路。在社会层面(私权角度)重视法治文化环境的培育,促进公民、新闻媒体以及全社会层面的自律意识和公平正义理念的形成;在国家层面(公权角度)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法治手段的完善,形成良性立法、相关法律制度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应对处置能力提升,公正司法、社会冲突化解有效的"三位一体"的法治局面。     

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谣言问题研究——以杭州“5·10事件”为例

谣言是一种非官方的信息来源,是公众就重要而模糊的社会议题进行互动的产物,能够产生真实的效果。在杭州“5·10事件”中,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这一结构性因素、环境保护这一重要的社会议题和相关信息的缺乏三个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谣言在这次社会冲突中发挥着促进社会成员的意识觉醒和合法性撤销,刺激社会冲突升级的作用。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已被社会广泛关注。作为原因系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可分为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原因。前者包括不同层面的原因,主要指其根本原因、基本原因、具体原因等;后者包括群体性事件形成过程中的阶段性因素,主要指社会矛盾积聚、共识人群形成、情景因素催化、社会控制失效等。     

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学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尤是如此。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不断增长之势,是影响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我国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简称,公安部为此专门制定了处置此类事件的相关规定。宏观上研究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原因,微观上分析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的心理类型,有助于公安机关有效处置此类事件,避免事件的恶化,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社会心理学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尤是如此。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不断增长之势,是影响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我国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简称,公安部为此专门制定了处置此类事件的相关规定。宏观上研究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原因,微观上分析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的心理类型,有助于公安机关有效处置此类事件,避免事件的恶化,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的犯罪社会学分析

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冲突的强度不断上升.应当从犯罪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出发,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和控制因素进行分析,并从安全阀制度建立的角度寻求对群体性事件防控的社会政策.     

礼貌原则应用的微观与宏观对比分析——以冲突类外贸函电为例

冲突类外贸函电中礼貌原则的应用可以从微观（主要指字、词、句的运用）和宏观（主要指篇章的安排）两个层面得以体现。我们目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而对宏观方面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在冲突类外贸函电写作中，从宏观上应用礼貌原则，可以更加有效地传递信息。同时，由于其结构相对比较固定，更易于掌握，也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络空间国际冲突与战略稳定性

网络安全研究已逐渐从理论建构走向实证研究,许多早期建立的理论假设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以往研究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会严重损害国际体系的战略稳定性,带来国际冲突的升级,乃至颠覆原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以此为背景,本文从回应策略、冲突升级、能力分配等角度对国家间网络冲突事件进行了实证考察,探讨了网络冲突对战略稳定性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此前关于网络冲突削弱战略稳定性的假设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充分支持,网络空间的安全互动造成的不稳定性是有限的。而相比此前理论所设想的不稳定因素,对网络空间更有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是第三方因素和错误归因等问题。     

从违法征地到违规用警——“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研究

违法征地是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征地农民因权益受损往往护地抗争,地方政府惯常做法是把公安机关放在处置一线,警民对立使冲突升级,最终形成“政府违法征地→农民抗争→政府违规用警→警民冲突”局面。要真正做到慎用警力妥善处置此类事件,从根本上防止因用警不当导致冲突升级、发生流血伤亡事件,关键在于坚决遏制违法征地。     

新形势下有效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的几点思考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是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关键问题是从不同层面．健全相关的制度建设,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即在宏观层面上,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在中观层面上,努力把握好民主监督的深度、广度、尺度、角度、力度;在微观层面上,采取措施,切实增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效性。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因长时间使用互联网已出现网络成瘾问题,这给他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偏差及暴力倾向等负面影响。通过对网络成瘾个案的审视发现,造成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青少年好奇心强、自控力弱,家庭环境因素不协调,学校教学和管理体制不完善,社会监管不力等原因。应该充分运用社会工作方法进行微观层面的介入,深入挖掘网瘾青年的优势资源,协助其转移注意力;积极改善学校、家庭环境中的不良因素进行中观层面的介入,利用学校加强宣传引领,努力构建有效的家庭沟通模式;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社会网络监督机制等手段进行宏观层面的介入,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健康和谐的外部环境,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试论青年社会化的制约因素

青年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核心阶段。本文从社会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两个层面考察了制约青年社会化的一些基本因素:在宏观环境层面,提出政治、文化与宗教等因素对青年的社会化起着重要影响;在微观环境层面,提出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工作单位、社区和大众传播媒介等因素直接制约着青年的社会化进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江宁区的调研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重心,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本轮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焦点,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约束地方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因素依然是体制机制,突出表现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与企业自主经营权之间的冲突。以南京市江宁区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实践探索为样本,发现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发展须着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科学合理的容错机制;强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发展中的市场化取向;重视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在文化层面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