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主义弱化之现实分析及趋势展望——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新动向

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以严格的法定主义为特征,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仲裁实践的发展,法定主义在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中的地位出现弱化的趋势,可以预见,法定主义将转化为"相对法定主义",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引入则会是法定主义弱化的主要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构建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司法保障。随着战略的推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亟待完善并迫切需要与国际规则接轨。文章通过分析现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现状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方向,提出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仲裁员法律地位的探讨

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改革我国的仲裁制度以便与国际接轨，势在必行。众所周知、加入ＷＴＯ后会对我国的外贸产生相当大的积极影响．但国际商事争议的发生同时也会随之频繁和复杂，这就对争议解决制度，特别是仲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国在并不完全适合自由贸易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仲裁制度，必须加以改革，以便与国际接轨。     

国际商事仲裁中已撤销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裁决地法院对于其所受理的案件拥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如果仲裁地法院或者其主管机关裁定撤销仲裁裁决,该仲裁裁决在其本国自然归于无效,谈不上承认与执行了。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鉴于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领域越来越多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该被裁决地法院撤销的裁决在外国是否仍然有效,可否被外国法院承认并执行?     

海峡两岸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ＡＤＲ）机制组成部分的仲裁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作者注意到仲裁对解决两岸商事争议重要且特殊的作用，以各国仲裁立法实践及国际商事仲裁通行做法为参照，从仲裁协议、仲裁员与仲裁庭、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的执行、两岸仲裁合作等方面对两岸商事仲裁法律制度的最新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对两岸商事仲裁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研究性的改进建议，以期促进两岸仲裁制度的相互沟通及两岸仲裁合作。     

加强国际商事仲裁人才培养

<正>国际商事争议的预防与解决成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加快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及加强国际商事仲裁人才培养，有利于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北京“两区”建设不断深入，《北京市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也在逐步落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而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以仲裁、调解、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则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涉外仲裁制度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国家战略,对于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涉外仲裁是当下流行的国际商事、投资纠纷解决机制。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我国涉外仲裁制度不断创新发展,完善了仲裁司法审查制度,探索了仲裁机构发展契机,创设并完善了自贸区仲裁机构,开拓了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新领域,健全了仲裁人员培养机制。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为“一带一路”护航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落实,国际商事仲裁将在解决沿线各国的国际商事纠纷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全的仲裁协议制度,不仅为完善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提供了重要保障,更有助于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浅议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可否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我国尚无明确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国际社会对此也持谨慎态度。美国相关案例对此做出了肯定性判决,这对国际商事仲裁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从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的法律适用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深入分析惩罚性赔偿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使用所遭遇的障碍及其可能的解决途径．对于完善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背景下的我国仲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商事仲裁制度比较优势探讨

仲裁机构面对民商事审判在新形势下的挑战，必须充分发挥商事仲裁的制度比较优势，才能维系商事仲裁的生命力并促进商事仲裁的进一步发展。仲裁机构应树立和强化商事仲裁的服务意识，培养一支适应商事仲裁服务需要的专家仲裁队伍，在程序方面更多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一裁终局的制度下真正实现仲裁的公正、高效。关键词：民商事审判；商事仲裁；意思自治；比较优势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及其演变

国际商事仲裁中确定争议事项可仲裁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关系密切，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国际商事仲裁的自由化与公共政策不断在寻求着平衡。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仲裁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影响在逐渐弱化，从明显的公共政策的限制到严格适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角色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从主要的障碍演变为司法的保障。从适用的角度分别探讨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的关系，剖析这种关系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商事仲裁远程庭审对当事人权利的挑战与应对

在数字时代，以现行仲裁法、仲裁规则与实践，重新检视国际商事仲裁远程庭审对仲裁当事人权利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囿于国情、远程庭审技术的发展程度不一、远程庭审立法与仲裁规则缺位、当事人与仲裁庭的远程庭审决定权冲突、当事人程序权利受限等问题，各国尚无法就远程庭审达成共识，仲裁当事人的权利难以保障。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立法与优化仲裁规则，明确远程庭审的合法性、规范仲裁庭裁量权，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健全当事人程序权利制度，增强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同时，我国以《仲裁法》修订为契机，将远程庭审视为国际商事仲裁发展机遇，发挥国内数字化环境优势，培养国际仲裁人才，为更好保障当事人权利提供思路。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

国际商亨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直接关系到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并由此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因此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是国际商事仲裁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拟结合现行立法、判例以及国外立法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进行分析与探讨,并为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法律适用提出立法上的建议。     

我国引入海事临时仲裁的可行性研究——以海南自贸区为例

临时仲裁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与海事仲裁高效性、专业性、经济性的要求不谋而合。海南自贸区要建设国际一流航运中心,就必须完善自身的商事仲裁制度。具体操作层面上,海南自贸区应首先实现海事临时仲裁制度的"有法可依";其次应制定海事仲裁规则,建立和完善仲裁机构对海事临时仲裁的协助机制;以及引入和监督高素质的从事海事仲裁的临时仲裁员,发展海事临时仲裁中的小额仲裁程序;最后确保海事临时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对第三人的效力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可能因国际商事合同利益的继受、义务的承担、第三方受益而对非签约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也可因适用禁反言原则、刺破公司的面纱理论而对非签约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还可因合并仲裁而对非签约方第三人产生法律效力。在决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对第三人的效力时,还应考虑＂管辖权自决＂原则、准据法及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因素。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之探究

作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新近发展之体现,紧急仲裁员制度可以在仲裁庭组建前为当事人提供临时救济措施。通过分析国际商会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可以归纳出该制度的基本内容及有待完善之处。2010年以来,已有不少涉及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案例,这些案例反映了设置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必要性。我国虽于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规定了诉前保全制度,但仍有引入紧急仲裁员制度之必要。     

关于在我国建立涉外临时仲裁制度的思考

临时仲裁制度是国际商事仲裁最早的组织形式,它和机构仲裁有着显著的区别。虽然临时仲裁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仲裁形式,但是在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仍旧有很强的生命力。随着我国加入《纽约公约》以及WTO,在与世界各国贸易不断扩大的同时,贸易摩擦也时常发生。为了更快捷、更有效率地解决这些争端,发展我国仲裁业,实现法治社会所追求的的社会效益,设立涉外临时仲裁制度显得非常必要。此外,在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理论与司法实践日益成熟的条件下,这一制度的构建也是可行的。     

论国际商事仲裁难题之“一事两诉”

“一事两诉”现象是国际商事仲裁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文章在解析国际商事仲裁“一事两诉”现象的概念内涵、问题源流基础上,解析了国际法协会委员会通过了最新的“平行诉讼和仲裁”报告,缕析了解决国际商事仲裁“一事两诉”问题的解决规制,即重视仲裁地法的限制、自裁管辖权双重效力的推进、受诉在先原则与承认预期原则的融合.     

论国际商事仲裁临时行为保全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商事仲裁立法仅规定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两种保全制度,但实践中,争议一方采取的可能给对方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措施或行为并不能被财产或证据两大对象所涵盖,因此,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构建临时行为保全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临时行为保全制度包括:赋予仲裁庭发布临时行为保全的权力、严格规定临时行为保全发布的条件、法院对仲裁中临时行为保全措施的支持制度等。     

论法律文化对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影响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国际商事仲裁之仲裁庭应由奇数个仲裁员组成,在没有仲裁协议规定的情况下,仲裁员的人数为三个。国际商事仲裁中,虽有一些国际统一标准,但法律文化在仲裁庭的组成及地位、仲裁进行之方式、事实披露及审前程序、证人证言之地位及庭审记录保存、当事人自治、裁决之作出方式等方面,仍对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