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的构建——基于公共选择的视角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政府的专利，然而信奉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市场交易原则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打破政府的“神话”，政策分析学派主张公共物品可以由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来供给。与多中心治理思想相呼应，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悄然形成了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多中心供给机制，三者之间的合作供给机制扩大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范围，丰富了供给方式和途径，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

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认为 ,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 ,但这样的单一模式却导致了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 ,财政负担的加重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 ,探讨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模式是必要的。基于此 ,本文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自主型供给模式     

我国地方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困境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各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浪潮的兴起,如何改革我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已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基础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在实现我国地方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改革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我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自身的运行机制和制度性创新这两个方面进行,也就是从转换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建立有效的政治沟通制度出发,使公众更好地参与到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去,并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保障地方中介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物品治理模式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而区域性公共物品治理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问题.通过理论分析,私有化模式、国家化模式、自主组织模式和区域联合治理模式构成了区域性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化模式.坦率地讲,多元化的供给模式或者说"多中心"的治理理论应是引导中国未来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     

从“单方供给”到“多元供给”——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综述

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合作国家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社会协同理论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针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失衡、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呈现非均衡化、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错位与渠道单一的现状,为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应该从传统的国家单独供给向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与社会化的方向改造,形成由政府、市场及社会构成的多中心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 ,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供给体制”、政府职能残缺、融资体制障碍等。文章通过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 ,论证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降低了农民收入水平 ,并据此提出协调城乡经济发展 ,保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对策设计。     

农村社区初级教育公共品供给的三维关系变迁

本文试图借助公共品供给理论，通过制度变迁的视角，研究农村初级教育的发展及贯穿其中的国家、地方、社区三者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本文发现村庄社区对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初级教育公共物品的基本供给主体，经历了社区、乡镇、县级政府3个阶段；随着中央有关政策的出台，中央投入的加大，基本供给主体也呈逐步上升趋势。初级教育公共品供给的三维关系变化体现出制度变迁由“供给主导型”向“中间扩散型”过渡；同时农村的义务教育正走向国民教育化，向纯公共物品方向发展。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长期以来,在“二元结构”的支配下,我国城乡之间实行着两套迥然不同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重城市,轻农村。造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缺位和错位。我国农村消费者不能像城市消费者一样在公共物品上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落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本文从消费者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缺位和错位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村公共服务性质类别现实政府供给模式研究综述

公共服务从产生开始,就始终是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是当前农村问题研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讨的重点,通过对众多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对农村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理论进行了综述。从农村公共服务的性质类别、三级行政架构和现实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模式三个方面对国内的最新研究作了总结。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公共品供给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日趋强烈的市民化愿景,促使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出现对象泛化、需要两极化和市场化走俏等新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及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物品方面得不到充分保障。当前,急需创新城市公共物品管理模式,优化政府投资,加大公共物品供给力度,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论社会治安服务有效供给

社会治安服务除了具有一般公共物品所具有的消费上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外,还具有投入成本大、覆盖面广、协作性、特殊强制性和供给效率难以精确评估等特征,使得其有效供给的实现比一般公共物品更为复杂。社会治安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可从供需均衡、动态改进、超额负担最小和广泛均等四个方面进行判断。应充分利用市场供给主体力量和社群组织力量,形成政府、市场、志愿多元供给机制并存、多元供给主体并存、多元供给方式并存的社会治安服务多元化供给格局。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社会全面进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与民生关系紧密的供给体制机制得到优化。不过在供给机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对我国农业、农村以及农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从农村群众利益出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让大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必须不断推进机制创新,优化新形势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于W村的个案分析

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基层民主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以及行政系统本身的弱点，引发了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文章从一个村庄实证探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供给效率的关联，并提出了合理化供给的政策以及制度改革的建议和设想。以促使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符合效率目标的要求。     

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应急管理是突发事件中各参与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突发事件打破了系统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分配模式,使公共产品呈现"高需求、低供给"的非常状态,这决定了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具有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层次属性和权利属性。突发事件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要求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供给。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有效参与、协调合作,以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模式。     

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概念阐释

本文通过阐述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与政府总的净收益之间的联系来界定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指出现代税制下的“政府收益最大化”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果。“公共产品优化供给”的核心指标是纳税人提前支付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后,在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不必二次付费。尽管这种“政府收益最大化”并非特定时空政府经济作为的描述,但是它所建立的规范性判断却可以为现代政府的财政决策提供参考或指导,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好地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安排。     

公共产品和垄断产品的关系刍议

或出于政府职能,或由于投入成本太高,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久而久之,人们便认为公共产品必然由政府提供,形成公共产品的天然垄断性。是因为这种天然垄断性,使得公共产品与垄断产品易混为一谈。深入理解公共产品和垄断涵义,需要从二者的供给者、需求者、产品范围和供给方式四个方面加以区分。     

公共物品供给:从BOT向PFI转换中的低成本路径——基于英国PFI创新的服务型政府视角

构筑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本文以英国PFI制度创新为视角,以PFI与BOT比较为方法,从BOT向PFI转换的可行性研究中探索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成本路径。     

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角色与路径

卫生议题正处在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位置,其核心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日益重要的引领者与公共产品供给者。中国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多元路径实现供给,国内与国际逻辑趋于统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但在供给体制、产品结构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中国卫生外交需着眼于全球治理趋势,立足于自身实力与责任,通过提供更多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来推动全球卫生领域的良好治理,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