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

三农与"三治"作为国家综合性安全的基础而具有准公共品性质。1若以交叉学科"新经济社会学"观点讨论乡村治理对国家安全的基础性作用则可知:作为三农载体的乡村社区本身是"一个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有限范围内的成员在群体中具有高度嵌入性的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实体"。据此认为:发展与治理密不可分;农村政策思想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运用整体性视角,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三农与三治的关系,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构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综合结构体系;通过活跃社会关系、提高社区成员嵌入性,可以缓解和转化基层社会累积矛盾、提高农村经济持久活力,进而化解中央与地方之间因目标差异造成的"零和博弈",改变国家信用投入在基层被"精英俘获"、导致破坏反而危害稳定的困境。     

宏观经济波动视角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

将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置于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背景下,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格局及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相关关系.改革开放前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经济不景气阶段政府借助农村来缓解城市失业压力.从80年代农村劳动力就地安置到90年代初出现“民工潮”和“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内含着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涉农政策方向转变.新世纪初“三农新政”和新农村建设战略,吸纳了大量过剩资金和劳动力,是中国能迅速走出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所引致的全球经济萧条的重要的未雨绸缪之策.综上,农村因作为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力“蓄水池”而具有“无风险资产”的特征,对于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未来的国家战略应继续强化这一功能.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固化需谨慎——基于S市16年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沿海地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于2016年底开始在各省全面推行。时至今日,沿海地区以股权"生不增死不减"为内涵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经实施了10多年。本文以G省S市为例,指出S市频繁发生的农村集体经济股权纠纷现象,本质上源于现行的股权固化与村社原有集体经济制度内涵之间的内生性矛盾。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西部地区有必要重视沿海地区已经广泛发生的股权纠纷,谨慎实施股权固化。     

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的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董筱丹薛翠温铁军的文章《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对此作了深入剖析。     

国际竞争国内化格局中的莱西奶业发展道路——外资企业与当地政府共同促进产业发展的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对莱西奶业产业化的起步和发展过程以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验证了一个结论: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或者地区,先进的产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必然要求一个外在的力量给予企业和市场一种外在的推动,使其跨过发展之初的路径依赖障碍而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了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进路。农村社区因能够内部化处理成员合作的交易成本,并形成组织租,而在要素配置与社会治理领域具有弱化风险、维护稳定的作用。这既可以提高农户的福祉水平,也有助于实现整体社会的稳定,并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横看由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应知乃基本性质使然;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破灭,也是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累积国家负债而致,是国家史过短却高踞世界主导之现代化政体运作于全球的逻辑结果。经济基础虚拟化危机直接作用于具有高成本上推=高负债累积内在机制之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

课题组在"全球—国家—乡村"的研究框架下,认为需树立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研究意识,看到发展中国家承受的风险特征: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风险的复合型与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需同时关注多个维度。本报告考察了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乡村治理的案例;提出我国正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五大风险;认为虽然乡村正在成为大量制造安全风险并将风险不断外溢、从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严重负外部性的区域,但是乡村仍有成为国家安全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可能。必须以国家总体安全为目标,进行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