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合作与共赢:提高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能力之路

本文就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范围和特点进行了讨论,分析了目前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状况、问题及原因。本文认为,增加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仅靠政府财政供给,或者完全由农民承担,都是不现实的;需要各方通力合作,提高供给能力,达到共赢的目的。为此,需要明确政府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职责,完善合作供给机制,大力发展农村社区非营利组织,培养志愿者精神,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农村公共品分类与供给体制创新

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强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仅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及质量和农业劳动力的素质,也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本文在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基本类型和供给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体制创新对策。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充当公共品供给的主体,特别是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政府的主体地位尤为重要。中国各级政府角色扮演的错位、缺失造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低效率局面。根据斯塔克博格博弈过程描述的持续实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政府扮演积极的农村公共品提供者角色的理性行为逻辑,设定合适的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村民收入以刺激村民加大农村公共品投资力度来缓解供给不足,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权与生产权适度分离,是理性的政府行为。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设想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得到不断优化,但供给水平和制度效应与"三农"的现实需求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在明确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计应遵循的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由使用者需求表达的供给决策制度、多元化的筹资机制、规范的使用制度、城乡统一的成本分摊机制、主要农村公共品的最低投入标准制度组成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想。     

农村公共品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当前农村公共品研究主要集中于需求表达机制、供给机制以及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研究。需求机制主要关注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偏好无法正确表达的问题；供给机制主要关注制度内供给不足而制度外供给又受困于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的制约问题；对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研究则主要借助于西方学术界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逻辑这三大理论资源。从我国农地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应成为此后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建构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大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要求,不断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必须抓紧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职责明确、结构合理、规范高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组织体系。     

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公共物品由于其独特的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农村的公共品更是如此。农村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而农村私人产品依赖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要实现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拓宽地方公共物品的融资渠道。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下农民村务治理权利的保障——以浙江省临安市S镇为例

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权利缺失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单纯行政化的方式供给农村公共品,农村自治组织职能异化,农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必须建立有效的村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健全良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协商制度,探索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依法规范国家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作用。     

从公共品定义的视角看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

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是指,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机制及两者的组合等均不能实现公共品的萨缪尔森规则,这是困扰了财政学与经济学多年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与评论,从公共品定义的角度,探索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的解决思路;并得出公共品定义要坚持一元标准与连续性物品的方法;以解决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为导向,加强公共品的性质与供给制度的研究等。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变迁轨迹与路径指向——基于村庄治理的视角

税费改革之前的集体在公共品供给中有权有责,税费取消后却逐步成为无责权的＂空壳＂;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能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之中,而税费改革后却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税费改革前,村庄治理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税费改革后却逐步陷入＂无效＂走势。针对这种现状,应再造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责权,积极引入国家治理的力量,实现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创新。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于W村的个案分析

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基层民主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以及行政系统本身的弱点，引发了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文章从一个村庄实证探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供给效率的关联，并提出了合理化供给的政策以及制度改革的建议和设想。以促使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符合效率目标的要求。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社会全面进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与民生关系紧密的供给体制机制得到优化。不过在供给机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对我国农业、农村以及农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从农村群众利益出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让大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必须不断推进机制创新,优化新形势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农村税费改革与政府效率

按照“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的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改革面临的瓶颈及公共经济学有关政府效率及“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等理论,为赋税制度的公共选择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提供了佐证和支撑。源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乡镇撤并,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农村税费改革本身,实现了多重效应的结合,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向深层次展开。     

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路径探讨

目前,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鉴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还是由政府提供,在委托——代理的理论框架下,根据委托与代理之间的利益差别性以及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导致集体行为非理性的理论预设,文章从多元利益博弈的角度,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基于各自的理性选择却导致非合作博弈的困局进行解读,并提出正和博弈的有效治理途径。     

新农村建设财政投入情况研究

我国农村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而财政投入是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开展新农村建以来,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规模明显增加,投入领域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由于宏观体制、政策规定和管理制度等不合理,导致新农村建设中财政投入还存在着规模不够大、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推进体制改革,加大政府改革力度,改进政府绩效考评办法,进一步调整财政资源配置格局,提高基层政府财力。     

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

在世界范围内 ,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度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主要由于公共行政思想在本土化、行政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过程中的偏差而引发的。治理我国公共行政的危机主要包括完善官僚体制、推进政府“合法化”和推行“法治之治”等路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确立公共部门整体优化的新思路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切实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改革的现实情况看,现阶段公共产品的短缺,是在政府收入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在于,政府所掌控的公共资源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并未被有效整合起来集中用于公共产品领域。为此,新时期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确立公共部门整体优化的思路,统筹行政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共资源,实行联动改革,整体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使改革能够切实增加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所作为。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现阶段的城乡二元结构，从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等方面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从价值导向、决策思路、分配调整以及农村发展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新举措和新部署，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条件。着眼和谐社会的构建，还应致力于户籍制度、城乡要素市场、公共财政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该文认为农村发展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势在必行，推进新农村建设重在构建农村工作新机制。该文还从明确土地产权制度、重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提出改革和完善农村经营体制的对策，提出适当调整基层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改革农村行政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思路和对策，以及构建公共财政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提供机制的制度安排。     

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应急管理是突发事件中各参与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突发事件打破了系统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分配模式,使公共产品呈现"高需求、低供给"的非常状态,这决定了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具有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层次属性和权利属性。突发事件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要求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供给。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有效参与、协调合作,以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