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权力泛化看我国腐败的治理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者在利己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支配下，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背离公共权力的授权目标，违反公共权力的使用规范，牺牲公共利益来谋取少数人利益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因此。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防止公共权力的泛化、异化。就我国而言，应从廉政教育、薪酬制度·、监督机制、法制建设等四方面着手，从而使公共权力拥有者不想、不必、不能、不敢通过公共权力泛化去腐败，最终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新时期行政公共权力异化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权责分离、用权神秘化、玩弄权术、权力角逐、权力寻租是领导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权力运行中，传统“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部分领导者自律意识不强、“经济人”利益驱使、领导公共权力“自蚀”作用等是导致领导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应通过塑造全新政治文化、坚持长期道德教化、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推进权力结构调整、完善领导监督体制、增强“以法制权”建设、培育全新市民文化等措施以有效的控制领导者公共权力异化。     

法治视角下的权力

从权力的存在形态来看,可分为应有权力、法定权力和实有权力。然而,现实权力的运行却时常突破其应有范围、超越其法定界限,呈现权力异化的状态(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权力异化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对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产生极大挑战。对此,从法治视角下审视和规制权力,做到权力来源要有据、权力配置要科学、权力行使要有度、权力运行要有序、权力监督要有效、权力出轨要问责,这是现代法治状态下对权力系统而完整的描述,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     

关于权力监督的若干思考

权力监督与制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权力的两重性与其异化有着必然的联系,而权力本身即具有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因此,对权力的监督要全面和多方位。     

从源头上根除腐败之我见

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首先应在认识上明确腐败的源头在哪里。腐败的源头与腐败的本质有着直接关系。从本质上看,腐败行为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就是说,我们党政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本来是一种公共权力,可是,有些干部在使用这种公共权力时却把它变成了私人权力,以权谋私,由此产生了各种腐败现象。因此,公共权力是如何异化的,才是腐败的源头问题。当然,形成这一源头有多种因素,但是最根本、最主要、最重要的还是体制因素。因为体制是人们建构起来的公共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公共行为规范体系,是一种具有合法强制性的客观力量,个人只是这个体…     

试论当代中国第三部门兴起与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公共权力是公共组织实施公共管理的基础.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保证公共权力健康、有序、高效运作,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关键.而我国第三部门作为新兴的社会组织,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第三部门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当“执法”成为“经济”

行政执法经济化是近年来广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一种公权异化现象,一些行政机关和单位通过“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的方式,以执法的名义胡作非为,大搞变相创收,实现权力寻租,将公共权力转化成个人或者小集体谋取私利的工具。有的部门和单位还堂而皇之     

论辅导员权力的异化与消解

辅导员权力具有权威性、扩张性和工具性的特点,法律法规没有对辅导员权力进行明确规范、辅导员权力监管体系不健全、辅导员自身对辅导员权力的认知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辅导员权力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了失位、错位与越位的异化现象。辅导员权力的异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有严重的消极影响,采取有效措施消解辅导员权力的异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及其综合治理机制

公共权力腐败有其必然性,但腐败泛滥却具有可能性。腐败泛滥在于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只要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就一定能够制止权力腐败的泛滥,使权力的负效应减少到最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要想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就必须采用以民主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四位一体的综合制约机制,想单纯依靠某一种制约机制来消除腐败的泛滥,是绝对不可能的。     

权力分类视角中的腐败治理

诸多治理腐败的设计基于旧的权力分类理论,都没有找到腐败生成并蔓延的根源,林林总总的治理之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缘木求鱼。张康之教授把权力分为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力分类方法。根据这种权力分类,腐败的根源在于具体权力的异化。它跳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单向度的思维定向,寻求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新的路径,可以为认识腐败、治理腐败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行政问责制及其构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对国家公务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而使国家、法人或公民的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它既是一套民主体系,又是一套责任体系,既是一套道德体系,又是一套法治体系.从功能上看,行政问责制建立的目的即在于事后惩戒、事前预防以及警示教育.而要建立与完善行政问责制,就必须架构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建立多元问责机制、实行完备的问责法治、实现政务信息公开以及问责程序设置科学合理,等等.     

“跑步机原理”与权力解析

"跑步机原理"指的是在超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具有无限延伸的可能性,能达到与户外跑步同等锻炼身体的效果,且产生超乎寻常的"溢出效应"。然而,跑步机的数字化计算功能却有可能将其跑步机的本质功能异化。在公共生活中,权力也有类似"跑步机原理"的特征,欲求越多权力伸展越大,权力可能异化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跑步机原理"展现的是空间变化产生奇迹,与预期、权力的合成,其能力、能量忧喜参半。     

容错与问责的逻辑理路及其合理均衡

责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现代政治不仅要求公共权力是高效的,而且也是负责任的。但是,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认识的有限理性和纠偏不作为的现实需要等角度看,一个富有韧性的政治系统在强调问责的同时还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容错机制。虽然容错与问责有不同的内在逻辑理路,但它们都着眼于促进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效能提升。因此,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关切。中央层面对问责与容错的重视对各地的实践探索既是一种倒逼也是一种推动。但是,当前实现二者同步推进的典型案例并不多见。案例分析表明,影响问责与容错同步推进的因素主要在于如何精准界定容错与问责的边界、对政策标准宽严尺度的合理拿捏以及能否掌握相应的操作技术等方面。从这个角度讲,要实现问责与容错的合理均衡,理应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公共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及对策措施

公共权力异化问题严重影响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全面和谐的进程。消除公共权力异化重点应从社会文化方面入手，尊重知识、宽容媒体、善待分歧、提高觉悟，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在整个社会营造一个相对宽松、自由、平缓的政治生活环境，同时，局部调整国家政治制度，重点改革金字塔式的权力分配模式。     

试论国家权力结构的和谐

国家权力是现代权力的主要和典型形式,具有人民性、强制支配性、扩张性和异化性。国家权力结构的和谐对于控制国家权力的扩张性和异化性具有重点意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国家权力的结构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机制,完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配置和运行机制,才能使国家权力结构达到和谐状态。     

试论行政权力规范化与廉政

廉洁政府是任何国家的社会政治理想 ,任何国家都力图使公共权力严格地执行公意。然而 ,由于权力本身作为一种支配和控制社会物质和精神资源的特殊力量 ,在其运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社会、国家公益与私利的矛盾 ,在其运行过程中又往往不可避免地 ,不同程度地被权力执行者的私利侵蚀。腐败本质上是对国家权力意志的违背 ,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价值失范现象 ,是对国家公共权力机体的侵蚀。廉政则是对国家权力意志的严格尊从和执行 ,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规范运作 ,对国家的公共权力机体公益功能的维护。因而 ,廉政建设的核心和本质问题就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规范化。     

论权力运作的原则、程序及其控制

在依法治国语境下,我们要保证权力的规范运作,必须依法确立指导和规范权力运作的原则.权力运作程序体现权力运作的规律,任何公权力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运作.权力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建立一种控制权力运作的宪政和法治框架,以保证权力的有序运作,规避权力运作失控或权力异化的风险.     

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值得关注的几个理论问题

四、关于腐败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一)权力是腐败产生的根源,腐败是权力异化的结果。有的同志认为,“权力的普遍存在是腐败产生的一个原因”,“腐败的实质,在于公共权力的异化”,“腐败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它的根本属性,就是某种权力的蜕化和变质”,“腐败是权力的赘生物,其实质是权力变异”。这种权力的异化主要表现在:权力     

我国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缺陷分析

当前，在我国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中存在着许多缺陷，表现在公共权力运行、现行监督机制、现有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法规等许多方面，这些缺陷使公共权力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轨、错位、异化，从而导致公共权力的腐败、流失以及缺席。因此，只有构建完备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才能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法治社会与权力控制——以完善问责制为视角

完善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域外党政官员问责制具有法治化程度较高、问责主体广泛、问责范围广泛,责任归属明确等显著特点。我国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统一的问责法,监督问责机制大多虚置,权责不明、责任不清以及问责程序不规范,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问责制实践,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