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道德律的探索——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著作的一些差异。前者以"何为最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为逻辑出发点,并以智性世界为基础论证了道德律如何可能;而后者从寻找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出发,推导出道德律,并且通过一个理性事实论证了道德律的可能性。康德独创性地从人自身的理性中寻找意志的决定根据,并最终确立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成功地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哥白尼革命"。     

自然法的普遍性之痛——以黑格尔对近代自然法的批判为分析视角

在近代历史上,自然法学说影响广泛,但也存在理论缺陷。近代自然法的＂理性＂根本上只是单个人的理性,是纯粹的主观性,不具备真正的普遍性。黑格尔重点批判了近代自然法的普遍性缺失之弊,这一批判具有合理性。在当代自然法复兴过程中,新自然法特别是富勒的＂程序自然法＂学说注意到了近代自然法在普遍性上的缺陷,但没能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伦理＂、＂承认＂等思想为根本解决上述缺陷提供了出路。     

西方自然法观念与理性精神

自然法是西方法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法哲学概念。自然法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历经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法观念与理性精神始终密不可分：理性精神是自然法的基石,是自然法观念变化和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自然法观念所具有的理性精神也因此成为西方法治思想形成的内在生命力。     

自然法观念与理性精神

自然法是西方法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法哲学概念。自然法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历经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法观念与理性精神始终密不可分：理性精神是自然法的基石,是自然法观念变化和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自然法观念所具有的理性精神也因此成为西方法治思想形成的内在生命力。     

崇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中华文明之所以优越,就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但《老子》所言之＂道德＂,与今天使用的与＂法律＂相对而言的＂道德＂概念有所不同。今天所指＂道德＂,在古时属于＂礼＂的范畴。＂道德＂属于伦理范畴,但处于伦理的高端,＂礼＂则属于伦理的底线。今天通常认为＂法律＂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其实＂礼＂（游戏规则）也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只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底线。崇德文化之＂德＂,使用的是＂道德＂的古义,或谓＂本意＂。     

明代律赎辨析

明代的赎刑制度承前启后,为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要点之一。其中的律赎,以终明一代未尝更易的《大明律》为依据,是赎刑的基础。明代律赎规定不多,条文也较简单,涉及七大项内容。律赎适用对象被分成有身份主体、无身份主体两大类。准赎的刑罚级别越高,则是对赎刑适用对象越优待。明律对赎刑的适用也规定了一些消极要件,以达到冲突的调和与妥协。     

古典哲学对侵权法的思想启蒙

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划分从法价值的角度上阐释了侵权法的道德基础,表达了侵权责任在哲学意义上的本质;阿奎那认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共同为提高人类福利的更高理想服务,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启蒙时代的理性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与道德是同义词,只要符合理性,法律所确认的就是合法的。     

殷商天命思想之人文意识与西周德治观之形成

中国哲学出现在春秋末年,但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的天人关系,却在殷商之际。在殷商的天命思想中,天是万物之主宰,这是神本位的原始性宗教伦理道德观。即使如此,殷商对其祖先美德的崇尚与赞颂也使得人文主义因子在殷商时期也悄然萌芽。殷周之际,＂以德配天＂得以提出,这改变了殷商宗教信仰所折射出来的人与自然的朦胧关系。从殷商人对天的绝对服从到西周人对天的有一定理性的服从到春秋天人关系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德治＂思想不断强化,促进了中国古人对其自身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如果没有道德 上帝如何可能——论康德哲学的道德宗教观

康德在论述实践理性时认为,道德领域存在一个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要想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就必须为实践理性"公设"--"上帝"是存在的,它是道德的一个必然要求.于是在批判了传统先验神学理论之后,康德认为,宗教是道德的铺陈演绎,如果没有道德,上帝何以可能.     

谁是上帝

耶和华无所不能,众人求他,于是他成了众人的上帝;今天的生活中,众人有所求的人,才是上帝上帝,是基督徒心中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神。可如今,许多与基督教根本不沾边的地方,却常常请出上帝。譬如医院大讲"患者至上"。既然至上,那患者就是上帝了。商场里更是明言张扬"顾客是上帝"。起初听起来,觉得心里很明白,这大概是说,救死扶伤是医院的最高宗旨,医院、医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患者服务的;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一切以顾客的需求为转移……可是,到医院看看病,到商店买买东西,便使人变得糊     

不依法办事,我们都是“弱势群体”

近年来,＂弱势群体＂这一概念颇为流行。 本来,＂弱势群体＂是指诸如农民工、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无权无势的群体,但这两年,一些被老百姓视为有权有势的人,     

道德：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就此而言存在着理性伦理派和情感伦理派之间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文章在阐释和分析了以霍布斯和休谟为代表的契约论理性伦理和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同情伦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从根本上说情感与理性在伦理道德中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我们道德决断中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人之所以需要守德，与人既是由理性驱动、也是由情感引导的特性相关，因而应从理性合作和情感驱动两个方面．才能厘清人娄服从道德要求的动力机制。     

"自然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继承了西方历史上"自然法"高于一切制定法、人为法、实在法的传统,而且把"法",即由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事实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律"作为自然法则予以强化。认为法之所以演变为法律,不过是经济规律的自然发展所至,人们只有把"法"的自然本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经济事实中发掘出来,才能正确真实地表达"法律"。为此,他们将"自然法"的内容进行了革新,从另外一方面强化了西方自古以来"自然法"的传统理念。     

论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格老秀斯的自然法属于古典自然法学范畴,该自然法理论曾于17、18世纪风靡整个欧洲,并成为近现代西方法律制度渊源。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它带有普遍的和不可变易的特性。作为正常理性准则,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思想指示着人类理性的社会性行为,指引着社会道义的公正行为。在格老秀斯看来,人类若要超越＂自然状态＂,避免战乱带来的危害,确保人类的安全,就必须放弃企图占有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并通过相互契约的方式,把所有人的权利交给一个人或者交给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这样就可以把群体的意志变成个人意志,从而达到避免分歧、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之目的。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     

礼义廉耻哲学思想及其当代论域

＂礼义廉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瑰宝,＂礼义廉耻＂注重二元结构的道德与哲学内涵,更容易让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实现互动,当＂礼义廉耻＂内在二元结构互动良好时,国家统治就会稳定;反之,国家就会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在＂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礼义廉耻＂的哲学思想具有突出的历史借鉴作用,学者在研究该哲学思想体系时,必须注重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紧密结合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与内在逻辑结构。唯有如此,才能站在客观立场,准确分析＂礼义廉耻＂哲学思想的实质,正确运用到当前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实践之中,最终实现＂以德治国＂的社会目标。     

试析荀子“化性起伪”说蕴涵的道德与政治的矛盾

在荀子看来,＂化性起伪＂产生了人与人之间道德善恶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儒家所倡导的贵族等级礼制的道德基础。因而从政治上看,贵族等级礼制的本质就是对恶的克制,是善者对恶者的统治,政治与道德是相统一的。但是,由于荀子用政治原则规范道德范畴,忽视了道德的独立性,因而从道德的角度看,荀子的政治原则并不能真正实现善者对恶者的统治,其理想政治制度也不能实现最理想的道德境界。因此,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存在着政治与道德的逻辑矛盾。     

《大清民律草案》研究

<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它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使民法编纂工作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通过<大清民律草案>,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及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被移入我国,对近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该草案,分析其得失,对我国法制改革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大清民律草案》研究

《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它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使民法编纂工作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通过《大清民律草案》,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的编纂体例及法律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被移入我国,对近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该草案,分析其得失,对我国法制改革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游走在道德边缘的“次道德”

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有一句人类思想史上最为气势磅礴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将人类心中的道德律和无比深邃的宇宙作比，说的是道德对人类的重大意义和其所蕴含的无穷思想资源。他相信，内在于人心的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     

精神伦理符号与社会动员

精神伦理符号学旨在研究＂己者＂与＂他者＂之关系,以实现两者间对话,践行人之为＂符号活动动物＂之人文主义。雷锋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精神伦理符号,他是革命年代新型人格的代表,雷锋精神曾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革命人。当下后革命的和平年代,＂雷锋＂已成＂好人＂的能指,＂雷锋精神＂已成＂为人民服务＂的伦理符号。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需要法治,也需要道德,而＂雷锋＂就是当下中国经济得以运行的社会道德。作为传承雷锋精神的重要场域,高校应不断挖掘＂雷锋精神＂的伦理符号,推进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青年志愿者行动以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有效的组织管理、丰富的活动形式而成为高校学雷锋活动的重要载体。在新形势下,坚持以雷锋精神引领青年志愿服务行动,推进高校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这是青年志愿服务维度下＂雷锋精神＂伦理符号社会动员的时代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