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伦理道德建设走向的维度转换

伦理取向、致恩趋向是事关道德建设“全局”和“根本”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伦理取向维度强化教化伦理，在致恩趋向维度凸显工具理性，忽略乃至遮蔽了生活伦理和价值理性，这就割裂了道德结构的内在统一，致使道德践履出现严重偏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呼唤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在社会转型的当代语境中，道德建设的发展走向应当是教化伦理向生活伦理贴近、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回归。     

道德主体的情感规定

道德主体是指处于社会道德关系中,自觉进行着道德实践活动的人。这种主体视道德为自我规定、自我发展的重要条件。它同科学认识主体、审美主体一样,不是理性因素的“枯竭物”,而有其深刻和丰富的情感蕴含。 道德主体规定:道德主体是全面 占有已身本质的主体,是情感和理性 的统一体。 情感作为人类实践主体非智能因素的一个方面和理性因素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理性和情感共同构成人的实践活动异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在道德生活中,只有基于情感体验的理性,才是真正的人的理性,否则,就是空洞的“理     

孟子心性论辨析

孟子建构了以心性论为基础的道德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的理论起点，更是宋明理学解决伦理学上达致道德理想境界的可能切入点。孟子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把心规定为一种纯粹的自然情感和日用理性，这种本然之心与人的存在合一就构成了人的道德本质之源。而人性则以人心之善为根据，体现人之道德本质。人心与人性在人之感性存在与理性本质上合而为一，实现了人心之本然到人事之当然的内在联结。     

康德德治观引论

康德的德治思想丰富，颇具借鉴意义。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德治可简约为意志自律，从中可推断德治不是人治，也不同于传统德治，而是每个理性的人以基准道德，即守法精神约束自己。康德用自然目的论从人与社会二个方面证明德治是道德的。从人性论、人类文化和伦理共同体三个方面论证德治如何可能，从中可断定，实践理性是德治可能的主体素质和准备条件，社会公正是德治的基本保障和正常期待。     

传统人性论之“道德人”与市场经济伦理人性假设的冲突与调适

道德性是传统人性论的本质特征。"道德人"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中,本应将经济行为导向利他和公利,但现实却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时有发生。表面上看,是传统"道德人"的精神追求被遗忘,细究起来,恰是"道德人"与市场经济伦理的人性假设存在冲突,主要体现为"道德人"与"自利人"、"理性人"、"社会人"的矛盾。只有对道德人性论做扬弃的调适,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发育和成熟。具体体现为打造"自利人"的观念认同、进行理性的启蒙、确认个体实在性和探索时代化的道德标准。     

以服务为业：领导修养的伦理路径

服务型的公共行政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它突出了服务的伦理价值,决定着各级领导在行政实践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责任。主观形式的道德责任,体现着人的伦理自主性,对于领导者以理性的方式履行客观责任是必不可少的。依据道德觉识和职业理性,超越客观规范的约束,把服务的义务转化为个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实践,是领导者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选择,更是提高自身修养的伦理路径。     

白先勇小说的人性特质

白先勇的小说以特定时期、特殊的人群为对象,以真挚的情感、细腻的笔触,多方位地揭示了人性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并在情感与理性、伦理与道德诸多关系中对人性进行艺术的重构,最终从精神分析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生成的根源。     

理性抑或情感:休谟道德基础的哲学追问

休谟通过对理性与情感在行为发生和道德判断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的分析,确立了道德源于情感的基本原理。本文认为,休谟的"情感对行为有更直接的影响"的观点是合理的,但他的"理性对行为只具有微小的间接影响"的观点则是片面的。因为道德情感的产生有两种原因:自然情感倾向与实践理性判断。实践理性与自然情感对于道德行为的实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当前,面对道德判断标准混乱化的现象,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感性情感与实践理性在道德判断及行为动因中的作用,对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构建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黄瑞英在《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康德对两种伦理观的批判与继承（上）

尽管伦理学史上派别林立,众说纷纭,但其中贯穿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的感性情欲需要和人的理性道德法则的对立统一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每一个伦理学家都作了不同的回答。对于这些回答,我们可划归两大派,即伦理学经验论和伦理学唯理论。康德揭露了伦理学史上的两派之短,同时也吸取了两派之长,从而建立了自己的道德体系。尽管康德道德体系存在种种历史局限,但对于我们今天强调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来说,也不无借鉴意义。     

论康德哲学道德问题的两个维度

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主要论述了道德情感和病理学情感两类情感。道德情感有敬重和爱两个维度。道德情感不是道德行为的依据,而是道德律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它源自于理性概念。病理学的情感出于人的本性,是服从于自然秩序的情感。康德认为,情感主义伦理学失误在于以病理学的情感作为德性的依据,混淆了善恶、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关系。康德论析了情感因素在道德行为中作用,排除了把快乐或幸福冒充为德性根据的、贬低人类的说教,从而批判了幸福主义、快乐主义伦理学。同时,康德指责情感主义过分强调情感作用,从而预防了道德的＂狂热＂主义倾向。     

公民道德建设与个体道德理性的培养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建设中 ,比较注重的是社会伦理建设 ,而往往忽视了个体伦理建设和个体道德理性的培养。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迫切需要加强个体道德理性的培养 ,这也是我国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些努力 ,提出一些培养和提高个体道德理性的途径。     

现代价值视域中的道德责任基础

本文以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为切入点,以道德责任的合理性基础为论旨,通过对现代性价值特质和人的价值处境的分析,指出道德责任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日益凸显。具有主观性和无公度性的道德责任只有以伦理精神为基础,才能使人们重新确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获得终极关怀。经过历史与逻辑辩证,本文指出把伦理精神作为道德责任的基础,不仅具有理论和理性,而且具有现实实践合理性。     

论相对主义伦理观及其对我国高校德育的启示

激进的伦理相对主义易导致道德教育的虚无主义,但合理的相对主义伦理观尊重人的道德主体性,包容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并关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与情境,因此其德育理念更强调培养学生的理性与责任意识、理解与合作情感以及道德创造、道德行动的能力,它对我国高校德育在目标、内容与方法等层面都具有有益的启示意义。     

论我国政治发展根本要求的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任何一种政治发展要得到有效坚持，都需要政治道德伦理的支撑。这种政治道德伦理中最具核心作用就是价值取向。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科学理性，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取向所在；民意理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取向体现；公正理性，是依法治国价值取向的根本。     

乔治·艾略特的情感道德

在西方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道德规范是以宗教神学作为理论基础的。尤其是在英国19世纪这个偏重理性的年代里,许多人都认为,宗教与道德是一体的,没有宗教也就无法谈论道德。然而,乔治·艾略特却认为,道德感是与生俱来的,是人天生能够正确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道德是一种人类情感的反应,道德行为在本质上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性的。     

经济正义：伦理——经济的人文整合

经济正义在当今时代的凸现,体现了人类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认真反思基础上提出的重要价值目标。它既肯定了经济发展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又彰显了伦理＂价值原则＂规约和范导＂效益原则＂的能动性,在以人为本、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协调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效益原则与价值原则之间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构建了伦理—经济的有机互动模式。以经济正义作为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了伦理—经济的人文整合,而且其更重要的价值深刻蕴涵在人类如何实现＂好＂的生活的价值追求中。     

独立人格是当代中国人伦关系的基础

独立人格是当代中国人伦关系的基础复旦大学俞吾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一般是从道德的意义上来谈论“人伦关系”的；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和伦理是两个可以互换的词，有人干脆把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道德伦理”的说法。在西方文化中，特别是在黑格尔那里，“道德”...     

人类改造自然的自由与责任

人是一个理性存在物。人的理性使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获得了理性的自由和实践的自由。自由与责任是密切联系着的。人的责任是由活动中人的主体地位决定的 ,其实质是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为了实现选择自由与承担责任的统一 ,必须有制度、伦理、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协调机制 ,以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     

信仰与理性的“永恒盟约”——论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著名批评

本文依据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批评，从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角度探讨两人宗教思想的差异。首先分析了二人面对的相似处境：以理性为特征的近代文化和信仰的冲突。施莱尔马赫将教义学看作是历史神学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一门实证科学，系统描述作为基督教本质的“情感”。黑格尔批判这种情感宗教，认为情感是主观的、低级的，无法把握真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真理，保证信仰的普遍客观性。两人的这种差别鲜明地体现在三位一体学说上。他们的冲突体现了信仰与理性、直接性与间接性、描述与规定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