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相比,首先提出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区分开来。理论要把一个领域与其它领域区分开,从而对其进行科学的探讨。通过将国际政治体系描述成一个整体,并分清结构与单元层次的区别与联系,新现实主义使得建立国际政治的理论变为可能。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概念,从而划出了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并使研究者能够看到体系     

重思网络技术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影响

本文围绕网络技术对国际政治究竟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以国际体系为着眼点,从排列原则、单元特性和能力分配三个方面考察了网络技术的变革意义,认为网络技术虽带来一些新元素新现象,但其对国际体系变革的整体影响仍然有限。在排列原则上,网络空间展现出多重权威结构并行发展的态势。在单元特性上,网络技术虽然使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但国家行为体在网络时代的国际体系中仍然扮演着主导角色。而从能力分配来看,网络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权力结构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空间内嵌于国际体系的诸多进程之中,并受到后者的约束和塑造。重新思考网络技术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科学审视网络空间安全等新的难题。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思与重构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权力与利益关系,以及两者互动与体系结构的关联。首先盘点国际政治对跨国公司研究的得失,进而提出重构的思路。放宽行为体假设,以二元行为主体作为立论基础,融合国际商学的跨国公司研究成果,借鉴和发展国际政治的理论资源,重点借用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如权力、均势、体系结构等,并且利用相互依赖论的两个概念,研究现实主义范式忽视的对象——跨国公司。在单位层次上,建构三角相互依赖结构分析跨国公司与国家的互动。在体系层次上,将相互依赖融入体系理论的权力逻辑,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如何在特定的领域构建体系,以及体系稳定的原因和变化的根据。     

结构现实主义OR批判理论?——由《从批判理论看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视野》引发的思考

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论战,促使现实主义者反思国际政治理论的系统方法。肯尼思·沃尔兹于1979年出版了划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第一次把系统层面的国际结构和单元层面的互动行为体区别开来,从而建立起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基本架构。这就是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学说,80年代以来一直居于主流地位。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

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在这些讨论中,有两种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即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信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中国会如以往的大国一样,通过领土扩张达到国家崛起的目的。中国将在未来挑战美国霸权,以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最终试图通过战争改变国际体系现状。因此,即使目前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但崛起的中国仍是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必须现在就加以遏制。信奉文化现实主义     

国际格局研究的现实主义取向和“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科整合研究之一

国际格局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理论属性和取向,有关国际格局的理论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假定之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特别是它还被现实主义导向了同外交政策的实用联系。现实主义本身既具有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力,又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局限性,这两方面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国际格局研究的理论品质。以此观察中国关于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国际格局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取向和理性主义的内涵逻辑,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它营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语境,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是,从学科的进一步整合来看,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仍需要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内涵和容量上的扩张,以使这一概念更加适应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     

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权力观之比较分析——兼谈不同权力观对当代国际格局的不同理解

本文从介绍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入手,较全面地比较分析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权力的定义、来源、转化和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并简要论述了产生这些不同认识的缘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观是对现实主义权力观的一种革新,在未来的世界政治中,传统的权力政治或强权政治这个现实主义的根本理念将会逐渐淡化,过去以大国权力为基础的"极"国际格局将不可避免地被不同性质、不同功能和不同类别的行为体共同作用的"元"国际格局所取代,亦即逐步超越单极、两极或多极结构的范围,向着网状的"多元"结构方向发展演变。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转型与中国国际安全体系观

国际安全体系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内容。它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由特定行为规范和运行机制构成的整体。国际安全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处在动态变化中。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国际格局论》一书出版

李义虎教授所著《国际格局论》一书2004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系统研究 国内有关国际格局研究的成果,并参照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结构"(体系结 构),以及新自由主义关于"国际结构与过程"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关 注的国际格局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从批判理论看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视野

伴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和两极时代的终结,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是指国际关系或世界政治正处于重塑阶段,并由此向当代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及其观点提出挑战。7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研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strctural realism),即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异军突起,开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主义风气之先,奠定了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地位。与此同时,以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与中国外交

国际体系是描述国际关系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概念。中国近代以来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宏大的国际视野,不断探索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不断深化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断调整和修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积极参与者、游离者,到全面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指导着中国外交实践走上了一条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相和谐并平稳过渡的全新之路,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它已经导致而且必将持续造就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即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全球南方自身也相继经历“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和“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在以上三个时期,全球南方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均各有不同表现,但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结构、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揭示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在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深切地体会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掣肘。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使现在没有实力完全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与进程,但必须努力促使其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     

走向整合的国际竞争理论构建: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与国际制度竞争

竞争是行为体之间为获得稀缺物而展开斗争的行为,其目标在于胜过对方。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国际竞争发生在多个领域中。地缘竞争反映了地理系统这一人类必须面对的基本自然环境对国家的约束,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则是国家在用于达成自身目的的物理系统和信念系统中所展开的竞争。随着国际系统的社会演化,地缘竞争、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相继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部分自由制度主义的世界中出现。国家之所以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展开竞争,是因为这些领域都具有报酬递增特性。这些类型的国际竞争共存于当前的国际系统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制域权的发展、国际技术标准之争和国际制度武器化等多种后果。     

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

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大研究议题上。这些议题逐步扩展而来,相互之间逻辑关联紧密:相互依赖是制度运行的环境与国际合作的前提,国际制度建设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全球治理是理论的最新方向甚或最终目的。对于现实主义这个主要参照系和论辩对象,基欧汉的态度经历了从严重质疑、局部吸收到试图再度超越的转变过程。基欧汉自称“启蒙之子”,其理论虽然杂糅了多种成分,但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仍属自由主义的范畴,这在冷战后更为明显。基欧汉的制度主义或所谓“复杂的自由主义”具有较大的兼容性,虽不免遭到理论立场更为鲜明的传统自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左右夹攻,却较为贴近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其根本缺陷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为关照对象,规避了制度霸权问题。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运用国际共生论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国际体系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时代,以结盟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已逐渐失去其合理性,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大国之间的必然选择。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中美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具有共生性。但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仍处于非共生状态,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双方尚未形成全面和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大国关系的现实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成熟的共生型国际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国际体系进化过程。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做一个消极的等待者,而要做一个积极的"施动者",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早日成为现实。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的演变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控理论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际军备控制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重要影响。新现实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美苏70至80年代的核军控进程起了某些积极影响。当代西方军备控制理论还包括和平研究、核威慑理论中影响核军控的理论、国家实力构成研究等。这些研究并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的安全利益和特点出发,着眼于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斗争的实际和发展。     

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

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大研究议题上。这些议题逐步扩展而来，相互之间逻辑关联紧密：相互依赖是制度运行的环境与国际合作的前提，国际制度建设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全球治理是理论的最新方向甚或最终目的。对于现实主义这个主要参照系和论辩对象，基欧汉的态度经历了从严重质疑、局部吸收到试图再度超越的转变过程。基欧汉自称“启蒙之子”，其理论虽然杂糅了多种成分，但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仍属自由主义的范畴，这在冷战后更为明显。基欧汉的制度主义或所谓“复杂的自由主义”具有较大的兼容性，虽不免遭到理论立场更为鲜明的传统自由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左右夹攻，却较为贴近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其根本缺陷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为关照对象，规避了制度霸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