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措施在西宁市司法适用情况调查研究

刑法改革运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欧洲兴起且影响深远,非刑罚化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自身特点,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应该对未成年犯更能起到教育和挽救的目的,追求更好的社会效果。本文以期在自己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在未成年犯罪适用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刑罚个别化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我国《刑法》施行十六年,“罪刑相适应”作为刑事处罚基本原则,即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并一统适用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两个不同特点的司法空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基本上照套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原则和指导思想,从而较难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基于未成年人及其犯罪的特点和未成年人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应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内,确立“刑罚个别化”原则,即实现刑罚对罪行的处罚向刑罚对犯罪人的处罚之转化,以指导并制订出符合未成年人犯罪及其身心特殊性的刑罚方法、内容,这样才能实现对未成年罪犯科学、合理地适用刑罚,加速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进程.     

再识、透视与审思：罪错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理论辨析

在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司法机关裁决免予刑罚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以外的替代性措施和方法的总称,具有"教育矫治、促进复归"的目的。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说,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基于犯罪对象特殊性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新方式,是对刑罚措施的必要补充,具有非刑罚性、复合性、可谴责性等特征,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措施,由司法机关共享适用,针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通过对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与保安处分、保护处分、社区矫正、免予刑事处罚等相似概念的辨析,加深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概念的理解,以期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进行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研究

导言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从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以下态势：在人数上和占犯罪总人数的比例上呈上升趋势；犯罪类型明显增加，暴力化倾向加剧，严重犯罪日益突出，而且犯罪手段向成人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低领化趋势明显，而且相当一部分未成年犯罪者在此犯罪率较高；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若干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司法、社会各领域具有的重要意义，而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理方法在适用条件、程序、立法及转处等诸多方面存在缺失，导致其适用及功能受到了极大限制。借鉴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以及国际立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方面的相关实践，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广州中院少年审判实践，提出了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理方法之重构的几点看法。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探索

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应当在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作更大的贡献。为此应当健全庭前社会调查机构，成立少年犯罪心理咨询部门，增加对犯罪少年的非刑罚处置方法。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若干问题

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上虽然有若干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但依然比较粗疏，刑罚体系总体上并没有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区分开来。未成年人在无期徒刑、财产刑、资格刑等刑罚的适用中存在着一定争议和困惑。为更好地教育、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应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在刑罚适用上区别对待。对未成年犯罪人，应禁止适用无期徒刑，限制罚金刑的适用，并建立罚金刑配套制度，以及禁止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心理学审视

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上存在着一体化和独立化两种主张。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当独立化。其中，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差异性是其独立化的前提，惩罚负效果的扩大化是其独立化的基础，未成年人心理发展尚未定型是其独立化的关键。我国应倡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以促进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发展。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规则中“必减主义”之检讨——规范和实证角度的求证

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但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对其量刑规定的“应当从轻、减轻”的“必减主义”，不但与司法解释相矛盾，而且不能很好地应对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借鉴已有实证研究成果，本文从现有规定、刑罚的预防功能、刑罚个别化、被害人的认可度等角度，认为“必减主义”应当进行适当的修正，采取量刑上的“得减主义”，根据未成年罪犯的具体情况，对其决定是否减轻、从轻处罚及减轻、从轻幅度，从而更好地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上）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未成年人本为拥有独立“权利”的个体，应当予以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保护。就此，联系我国有关情况看，虽然我国早在1991年业已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在之后相继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关涉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等。但是，毋庸讳言，在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特别是在刑罚种类设计及其适用上，我国立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所做相当不够。例如，迄今为止，对未成年人犯罪，除《刑4法》第17条法定的应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规定外，无论是刑种设计还是其他刑罚裁量制度、执行制度上，国家均无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专门性规定。     

格雷厄姆诉佛罗里达州案评析

在国内，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初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相关规定。在今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也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那么，在美国大法官的眼里又是怎样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呢？以下案例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从该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大法官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思路也秉承着从宽处理的原则，且更为严格和缜密。该案一直作为有说服力的判例不断被引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该案例也可以作为国内研究和实务处理的参考。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从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立场出发,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仍然应当维持在14周岁。并且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应当采取以生理年龄为基础,辅以心理年龄的标准。鉴于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以及非刑罚处置措施尚存在诸多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和矫正的问题,因此应当努力寻求完善之道。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设置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在刑法学领域是指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作了从宽处理和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采用两分法不同，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设置没有按照两分法给予区别对待。建议以两分法为基础，对未成年人适用无期徒刑、附加刑的范围和不适用的刑种逐项在总则予以明确，并完善分则规定。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外围犯罪的刑法规制

当下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宽缓化规制形式,但传统的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都难以为其提供支持。对此,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利用未成年人实施外围犯罪的条款,在对被利用一方的未成年人从轻处理的同时,对其背后的外围犯罪人进行从重处罚,从而实现了责任的合理分配。这样的规定并不违反罪责自负原则,而是基于背后的利用人在犯罪团体中的作用,对其加大处罚力度。对此,应当进一步减轻未成年人的刑罚,并将负有监督过失责任监护人和帮助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公平性若干问题研究

在非上海籍未成年人已成为上海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客观状况下,司法过程中体现出的非上海籍未成年罪犯缓刑适用率低、法定代理人出庭少及社区矫正落实难等突出问题已难以回避。本课题从刑罚的适用、诉讼权利的保障及刑罚的执行方面,对非上海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司法处遇上的平等对待。     

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的实证分析与展望——以S市A区人民法院2011-2015年审判实践为样本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有效预防、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构建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犯罪特征,且利于未成年犯改造的刑罚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历经多年实践,监禁刑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我们愈发倡导对未成年人扩大适用非监禁刑,使其能够在社会化的大环境中接受教育和矫正.但是,由于少年司法理念偏差、立法缺陷、制度不足等原因,未成年罪犯非监禁刑的适用依旧存在诸多不完善.为此,以S市A区人民法院2011 ～2015年审判实践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原因,并对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提出建议和对策,可以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化理念与实现

监禁处遇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而言更意味着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避免监禁，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共同的理念。非监禁化应当包括三个紧密联系的环节：审前的非监禁化、刑罚选择(量刑)的非监禁化(包括监禁刑的避免适用和虚置)、刑罚执行的非监禁化(行刑社会化)。实现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应当推行转处制度；建立健全少年保释制度，提高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率；尽量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和非监禁刑，提高缓刑适用率；行刑社会化，开展社区矫正，在推行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化理念改革中，应当完善风险评估与责任制度，完善非监禁化的社会支持系统。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社会评价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社会上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未成年人自身及其家庭,而且直接关联着整个社会.所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定罪并适用刑罚,社会各个层面存在广泛的评价.由于形成认识的社会主体(即人或社团)存在差异,与刑事诉讼参与主体(一般指被害人与适用刑罚主体即犯罪人)关系的远近,所以社会评价不可能具有一致性.一、来自未成年人罪犯本人及其近亲属的评价刑罚的功能不外惩戒性、补偿性、警示性三个方面.而作为受处罚对象的未成年罪犯,必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替代措施的理性思考

当今世界许多经济较发达国家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末成年人多采用刑罚替代措施。而我国司法制度对此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法学理论界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初始阶段，特别是一些现行的相关法律措施、管理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滞后、缺位现象，从而导致了未成年人犯罪处罚的法律适用效果不明显。因此，如何准确定位好刑罚替代措施的指导理念和理论依据、界定其适用的条件、理性地选择其设置的种类，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司法界必须要重视的一门新课题。